暨南大學劉曉梅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50年間現代漢語詞匯的演變》（項目批準號為05CYY00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王衍軍、張禮。

　　這項成果的研究對象主體是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的150年間的漢語詞匯，出于縱向比較的需要和現代漢語詞匯史的完整性考慮，將建國后50多年的詞匯作為次要的研究對象容納進來。為便于稱述，將200年分成三個時期：過渡期(19世紀)、定型期(20世紀前50年)、發展期(20世紀后50年)，前兩者又合稱近現代。

　　一、近現代漢語詞匯的研究是薄弱環節

　　近現代詞匯研究是漢語詞匯史研究中不可輕視的一環。長期以來，針對漢語史上不同階段的詞匯所做的研究用力非常不均衡，“漢語詞匯的研究在乾嘉之世登上了一個高峰，但是直到本世紀上半葉，基本上只限于先秦兩漢(尤其是先秦)”(魯國堯，見袁賓等主編《二十世紀的近代漢語研究》，2001)，到了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關注現代漢語詞匯，形成一個共時詞匯整理的小高潮，“20世紀50年代起，唐宋元俗語詞的考釋蔚為顯學，近年又有移師魏晉南北朝之勢”(同上)。近20年來，明清小說詞語考釋、俗詞語考釋也形成了熱點，同時外來詞、港臺詞、方言詞的大量吸收，更是成為探討的焦點。詞匯研究觀念不再厚古薄今。但是“自19世紀中國走出封閉起，西方語言和日語對漢語的影響，特別是對現代漢文學語言的形成所起的促進作用不為不大，而這段時間漢語詞匯的研究顯得很薄弱。”(同上)該成果選取近現代150年的詞匯作為主體研究對象，采用個體考察、局部整體考察與全體的整體考察相結合的方法，疏理出這個時期詞匯的整體面貌、宏觀與微觀特征及演變情況，打通19世紀漢語詞匯與現代漢語詞匯，為理清詞匯史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建立完整的詞匯史服務。

　　二、200年漢語詞匯的宏觀特征

　　19世紀以來的漢語詞匯發展不是純然的自然發展過程，而是受外力因素影響極為強烈的進程。整個19世紀至今200年里，漢語詞匯系統一直處在變化之中。

　　首先，新詞新語新義不斷地批量問世，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100年。新詞語保留至今的有三分之二，有些已進入漢語詞匯的核心部分。大批量的新詞語不僅給詞匯系統(包括百科詞匯)、語素系統帶來積極的影響，同時也帶來了詞形繁雜不定型、譯音用字不集中的混亂現象，隨著詞語自身的協調和社會語用的篩淘約定，其中三分之一的新詞語退出了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后50年里盡管是以政治、經濟語域為主體的新詞語，但其中仍有一大批是外來詞，或是受外來概念影響的外來概念詞。可見，外來因素與新詞語在很大程度上是密合著的。200年內三個時期都有極強的外源特征，但仍有差異：過渡期的新詞語中音譯外來詞數量多，定型期的日語借詞非常突出，發展期又以大量字母詞為明顯特征。這200年漢語詞匯音節長度的發展變化總體特征是逐步加長。從4954條近現代新詞語的考察中發現，新詞語的批量出現，使漢語詞匯的多音節化趨勢在過渡期就已初露端倪，多音節詞僅次于雙音節詞。到了發展期的平均音節長度已達到了2.60，其中單就新詞語來看，新中國成立后的兩個階段的平均詞長分別為3.87和2.86，這就意味著漢語詞匯的多音節化已經形成了。過渡期的3—4音節詞的增長有顯著的意義，定型期的3—5音節詞的增長有顯著意義，發展期的3—8音節詞的增長有顯著意義。超長的音節詞只在發展期才出現，且局限于政治和科技語域的詞語。雙音節詞的比重不斷降低，多音詞的比重不斷上升，但雙音節詞仍然是主體。

　　其次，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使方言向共同語的滲透明顯增強。總的來看，進入共同語詞匯系統的方言詞的數量越來越多，所來源的方言的數量也越來越多，但影響力不均衡。過渡期的方言詞對共同語詞匯的影響不大。定型期方言詞對共同語的影響力逐步加大，尤以吳方言詞為主。發展期隨著方言接觸的進一步加深，方言詞匯對共同語詞匯系統的影響，無論在量還是在質上，還是在輸出方言方面，都遠遠超過前兩個時期，其中以粵方言詞和吳方言詞為主，但粵方言詞的數量和影響程度大大強于吳方言詞。

　　再次，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白話詞語在共同語詞匯體系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其主體地位越來越突出，使得詞匯又一次在“質”的方面進行調整，白話詞匯成為共同語詞匯系統的主流。最明顯的表現就是19世紀的10000個常用詞當中，白話詞匯成分占了至少80%，定型期的更高，約有90%。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詞匯的文白轉型早在19世紀就已開始了，并取得了相當的成效。

　　總體比較來看，該成果認為，這200年來的詞匯史當中，最突出的就是近現代詞匯，其歷史功績需要重新評估。它代表的是漢語詞匯已進入現代漢語詞匯時期，無論從宏觀角度看，還是從微觀角度著眼，它都具備了現代特征。一是音長形式的現代性，多音節詞的迅速增長在19世紀已經是一個顯著的特征了，這與整個20世紀的詞匯增長態勢是一致的。二是詞義的現代性，尤其是經過學科洗禮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各學科術語也是集中在近現代引進、形成的，比如法律學、物理學、化學、植物學、政治學等的術語系統都直接導源于近現代。三是白話詞匯已成為詞匯的主體。19世紀以來的漢語詞匯發展也表現出繼承、穩定的一面。從詞匯的整體更替情況看，無論是就全部詞匯而論，還是就常用詞而論，繼承率始終是50%左右。這并不像之前所設想的，發展期對定型期的繼承率要明顯高于定型期對過渡期的繼承率。在常用詞提取、比較的基礎上，該成果提取了200年的基本詞匯2892條。這批以單音節和雙音詞為絕對主體的基本詞除了具備常用性和穩定性之外，還體現出語體色彩和感情色彩、語義偏向上的中性化傾向。這就意味著，19世紀至今這200年的詞匯史是一個不應被人為割裂的連續體，單純地將1919年作為分割點失之于簡單化。該成果主張將這200年作為一個詞匯整體來看待，都屬現代漢語詞匯，現代漢語詞匯史的開端應該定在19世紀初。

　　三、200年漢語詞匯的微觀表現

　　微觀地看，首先，詞匯的發展帶來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語素系統也在潛移默化地變異，不光增加了新語素與語素新義，一些語素的活動能力也發生了微妙的調整。該成果只考察了近現代和當代的語素變異情況，而這兩個時期又都是詞匯變化非常迅速的時期，雖然語素新成員的絕對數量不多，遠遜于新詞新語新義的數量，但其穩定性還是很強的。此外，該成果又個案描寫了部分當代產生的不同類型的新詞語，如“太過”是來自粵方言的超量級程度副詞新成員，具有強烈的評價色彩，認為超出的程度太多，到了過分的程度，有“不應該”、“過猶不及”的意味，因而其語義偏向超量而否定。

　　其次，該成果挖掘了早期的《英漢詞典》(馬禮遜，1822)和《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郭實臘，1833-1838)在記錄和創制新詞語方面所做的貢獻，又補充了部分現代常用詞的近代源頭，在詞源探討方面提供了許多新的來源，也為《漢語大詞典》等工具書的詞源確定向前推時了一步。

　　再次，該成果探討了四組常用詞義場的競爭與更替。常用詞的局部整體性考察是描述詞語的發展演變的綜合性研究，須結合共時與歷時因素，這是近些年來詞匯研究中的重點取向，但均集中于古代漢語、近代漢語早期階段和現代漢語階段(1919年以來)，而對該成果所論的19世紀至20世紀初以及當代漢語新詞語則涉及得很少，在這一意義上，可以算是一種填補。研究發現，義場演變存在著整個義場的增加的演變類型；存在著突變與漸變的不同模式；同義場演變的結果既有彼此明確分工的，又有交叉并存的，而少有定于一尊，并且一個義場當中非常用的代表詞可能不止一個。

　　此外，構詞、構語方式上的創新也不容忽視，一是字母詞的拼合方式，廣泛應用于各個語域的字母詞當中。二是西方傳教士馬禮遜的《英漢詞典》確立下來的形容詞性“的”字結構，這種詞語雖然至今仍局限于釋義語言當中，但生命力極其旺盛。

　　四、寶貴的近現代語料資源有待深度開發

　　包括辭書、報刊雜志、譯書成品、教材、政論文章、文人筆記日記、官方文件等在內的近現代語料是一個有待深入挖掘的巨大富礦，是研究漢語詞匯史的不可多得的好材料，比如近現代辭書留下了豐富的早期詞匯學理念和實踐（如復音詞在詞匯中的重要地位在辭書中已體現出來了），而目前語言學界對這些資料的利用還很不充分。這些近代語料無論是在詞匯整理、記錄上，還是在創制新詞語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為現代詞匯學研究尤其為建立現代漢語詞匯史提供豐富了豐富的資源，同時對補充、修正《漢語大詞典》也極有意義。隨著對近現代語料的更深入的挖掘，還會有更多的詞匯現象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