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徐朝東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唐五代韻書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5CYY008），最終成果為專著《蔣藏本〈唐韻〉研究》。課題組成員有：唐浩、喬永、吳葆勤、孫華先。

　　中古音研究的材料，主要包括韻書、韻圖、詩文用韻、譯音材料、音注材料以及一些散見于傳世文獻中有關語音材料。韻書尤其是《廣韻》是中古音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參照系，但與詩文用韻、譯音、音注等研究比較，《廣韻》不僅是音韻學的經典著作，而且也是語音史與方言史研究的必要參照系統，而《廣韻》源出何種韻書，后又經歷怎樣的變化等問題，至今仍懸而未決。《蔣藏本〈唐韻〉研究》以唐代寫本《唐韻》殘卷（本書稱作“蔣藏本”）和《廣韻》等相關韻書音系的比較作為考察對象，重點研究蔣藏本體例的特點、音系結構等問題。

　　這項成果通過研究蔣藏本本身材料與大量傳世文獻引用材料以及出土文獻中殘存部分，提出蔣藏本《唐韻》應當是開元本。蔣藏本《唐韻》的總韻數是204～205。合口韻部已經分出，嚴韻無上、去聲，栘韻不知有無。蔣藏本的韻次，沿用的是其前的《切韻》等隋和初唐時期韻書的體系，與《廣韻》的韻次不同。蔣藏本的四聲關系仍維持著《切韻》系韻書的面貌。蔣藏本的體例是“訓釋——反切——數字”，與切三、《廣韻》等相同，與王三等不同。蔣藏本的釋語比切三、王三多，比《廣韻》要少。該書引用的州郡名，基本是前代的舊制，不是天寶年間的制度。因此蔣藏本《唐韻》可能是孫愐作于開元二十一年（733）的開元本。而《倭名類聚抄》、可洪音義等諸書征引的孫愐或《唐韻》才是天寶本《唐韻》。敦煌文獻中的韻書殘卷如P.2016第二頁與P.2018、DX1466等與蔣藏本《唐韻》相同，可能是同一種韻書；而P.2659殘卷可能是天寶本《唐韻》。

　　這項成果認為，以前的中古韻書專書研究，往往局限于一本韻書，沒有能夠深入地探討該書的源流、歷史地位等問題。而系統的中古韻書研究的最大問題是，用不完全歸納法得出某種肯定的結論。這項成果通過詳細比較蔣藏本《唐韻》與切三、王三、徐引本《唐韻》、《廣韻》等韻書小韻的切語同異，這些韻書都有65%—84%同質同構成分（完全相同反切的小韻），還存在一些同質異構成分（音韻地位相同、用字不同反切的小韻）。這些韻書音系相同成分達到了91%—98%。蔣藏本《唐韻》繼承了《切韻》的音系結構，《廣韻》等則沿襲了包括蔣藏本在內的前代韻書音系的框架。這就是漢語歷史語音中的泛時性（panchronic）特征。

　　以前韻書研究，如果遇到某一部韻書的切語用字涉及與其他韻書聲紐或韻部不同時，一般便認為是校勘問題，按照他本徑直改字以求相一致。這種做法，往往抹殺了這些“失誤”處透露的珍貴的語音史價值。這項成果運用最新的語言學理論如拉波夫（W. Labov）語言系統開放理論、層次理論（Stratificational Phonology）等詮釋蔣藏本《唐韻》中存在“異文別字”所反映的實際語音現象以及相關的語音問題，將異常反切材料納入語言演變的過程。

　　蔣藏本《唐韻》存在一些聲類、韻部、單字音等方面、與其他韻書不相同的異常音切。這項成果利用這些差別，推求當時的實際語音現象：一、全濁聲母開始或正在清化過程中，還處于送氣與不送氣的自由變讀階段；二、輕唇音開始或已經從重唇音中分化出來，輕唇音的非敷兩母開始或已經合并；三、二等重韻的卦、怪、夬，三等脂之韻有合并的跡象；四、“劣”字開始有開口音一讀。

　　唐五代韻書的音系仍然是《切韻》音系的框架。但是在具體小韻用字上、韻字分合上，各種韻書并不完全與《切韻》相同。蔣藏本《唐韻》存在一些例外反切，而根據這些偶然出現的“誤注”的切語，從中窺見了唐代前期漢語實際語音一些情況。

　　這項成果對現存唐五代韻書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新的見解，使人們對《切韻》音系系列韻書的認識在前輩的基礎上又向前邁進一步。

　　漢語傳統韻書研究工作自魏建功、周祖謨等先生以后，大陸地區已無有后繼者。而傳統文化日益為世人重視，韻書亦亟需大規模整理、研究，此重任如今只能由年輕學人承擔。《廣韻》不僅是音韻學的經典著作，而且也是語音史與方言史研究的必要參照系統，而《廣韻》源出何種韻書，后又經歷怎樣的變化等問題，至今仍懸而未決。蔣藏本《唐韻》以及相關韻書的全面整理、研究工作，將大有助于解決此等問題。該課題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

　　這項成果使用完全歸納法、出土與傳世文獻互證等方法，科學而嚴密，由此深入探討音韻學相關專題。還利用蔣藏本《唐韻》等韻書所存在的異常音切，推求多條語音演變規律，并大量征引共時與歷時材料證明這些語音現象有些是漢語語音史演變的共同特性，有些是區域個性等。這些異常音切出現在以“雅音”為標榜的傳統韻書里，其意義更為巨大。因為它們的出現反映了在以存古求雅為目的韻書編撰者實際語音中，這種音變的影響已經是很大的了。這從又一個側面看出，傳統韻書音系的脫漏口語的時間，可能還要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