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殷企平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英國小說與英國工業化進程中社會價值觀的變遷》（批準號為01BWW010），最終成果為專著《推敲“進步”話語──新型小說在19世紀的英國》。課題組成員有：郭國良、陳文娟。

　　在我國，此前尚無人從19世紀英國小說的角度來系統研究工業化進程中社會價值觀的變遷問題。在國外，不少學者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這一大背景入手來研究過英國小說，他們雖然涉及了英國小說所反映的工業化進程中社會價值觀變遷問題，但是都未就19世紀英國小說如何回應“進步”這一價值觀的問題作系統的研究。有鑒于此，該成果把研究的主線定為19世紀英國小說對“進步”話語的推敲。威廉斯有一個重要觀點，即19世紀英國的“新型小說”捕捉到了“正史”上找不到的情感結構。不過，彌漫于19世紀英國社會的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感結構？威廉斯未能對此作出比較全面的回答。該成果在大量解讀具體作品的基礎上，認為“19世紀英國小說的最強音是對‘進步’話語的推敲”。

　　該成果內容共分為十七章。

　　第一章著重討論了狄思累利在書寫歷史或改寫歷史方面的貢獻。威廉斯所開列的“新型小說家”的名單并沒有把狄思累利包括在內——在威廉斯看來，是狄更斯首先捕捉到了工業革命引起的問題意識，發現并清晰地表達了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時期的情感結構。針對他的這一觀點，該成果通過對狄思累利的兩部小說《柯寧斯比》和《西比爾》的具體分析，認為它們在許多方面都符合威廉斯所說的“新型小說”的特征，即回應并創造性地發現了工業大潮沖擊下的社會變化。換言之，狄思累利比狄更斯更早地回應了“進步”話語。

　　第二章把聚點對準了狄更斯的名著《董貝父子》。重點分析了貫穿《董貝父子》全書的“鐵路”意象，以證明該書有一個緊扣主題的緊湊結構。研究認為，威廉斯和馬庫斯在探討《董貝父子》中的“鐵路意象”時未能對以下問題作出充分的回答：狄更斯關注的焦點是什么？鐵路意象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深層次的思考？為了比較深入地探討這些問題，該研究成果對鐵路意象的情景語境和社會文化語境進行了剖析。

　　第三章圍繞狄更斯的另一部作品《艱難時世》而展開。許多評論家都誤讀了狄更斯回應“進步”話語的方式，為了正確解讀《艱難時世》，需要掌握兩把鑰匙：一是狄更斯對“生活”的理解，二是他對“工業主題”的處理方法。西方學術界一般認為，《艱難時世》對于“階級情節”和“工業主題”的處理是一個敗筆。針對這一觀點，本章考察了小說中體現工業主題的兩條情節主線──反資本主義情節和反功利主義情節──形成互動的方式，進而指出小說的“工業主題”并沒有中斷，“階級情節”也沒有中斷。

　　第四章試圖證明《小杜麗》的結構本身是一種言說：它言說著“進步的異化”這一主題──小說眾多人物之間的關系呈撲朔迷離之狀，但是所有人物的命運由莫多爾刮起的股市風波聯系在一起。換言之，讓一個代表瘟疫般的“進步”潮流的人物來支撐或粘合整部小說的結構，這本身就是對狂熱追求“進步”的維多利亞社會的莫大諷刺。

　　第五章探討了伊麗莎白·蓋斯凱爾的《瑪麗·巴頓》。雖然該小說備受批評界──尤其是在國外──的關注，但是女主人公瑪麗坐火車的細節卻遭到了忽略。這一看似不起眼的細節具有事關全局的象征意義：初次搭乘火車讓瑪麗心亂神迷，這并非偶然而孤立的個人體驗，而是人類首次遭遇工業化浪潮沖擊時普遍心態的縮影。小說中的火車意象暗示著“速度新概念”在工業化社會中的形成，而瑪麗·巴頓的故事就是在以快速為特征的“進步”車輪下演繹的。

　　第六章對薩克雷的名著《名利場》作了剖析。這一章指出了林德納有關研究中的兩個缺陷。其一，薩克雷在對新興的商品文化作出回應的同時，對與之相伴而行的“進步”潮流進行了質疑，可是林德納未能把兩者放在一起加以審視，因而未能對小說中“進步”話語跟商品文化之間的聯系作出解讀。其二，林德納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喬瑟夫·賽特笠（即喬斯）身上，而在分析被商品物化了的人物的癥狀時幾乎未提利蓓加，這就容易導致人們忽視由利蓓加所折射出來的商品文化現象。在跟林德納對話的基礎上，該研究試圖比較全面地評價《名利場》所展現的商品文化圖景。

　　第七章指出薩克雷的另一部小說《紐克姆一家》捕捉到了“進步”新跡象：“新來者”們──也就是暴發戶們──的許多不光彩的行為常常被虛假地包裝了起來，這是“新來者”進步到一定程度上的一個新動向。《紐克姆一家》是一部自我指涉性很強的小說。這樣一部自我暴露筆觸的小說是否有史料價值？這也是第七章討論的重點問題之一。與此相關聯的另一個問題也在這一章中得到了討論：《紐克姆一家》是否僅僅從不同的角度重復了前人的虛構故事？

　　第八章把重心移向了特羅洛普的小說《尤斯蒂斯鉆石》。在特羅洛普的筆下，對“進步”話語的質疑常常具體地表現為對“成功”語境的質疑。這一觀點的論證也是在跟前人的對話中展開的。例如，林德納認為，小說中關于麗萃如何兼有商品和消費者的雙重角色的描寫并沒有構成對19世紀商品文化所依賴的價值觀的挑戰，而是僅僅挑戰了阻礙麗萃消費能力的19世紀社會習俗和文化代碼。對此，本章提出了不同的見解。

　　第九章的分析對象是特羅洛普的另一部小說《我們如今的生活方式》。透過書中各類人物的種種沖動和克制，以及他們在選擇行為方式時所經歷的彷徨和痛苦，可以覺察到一種普遍存在的焦慮和躁動。這種不安的情緒一方面可以看作新舊社會價值觀彼此碰撞、沖突的結果，另一方面又可以看作“進步”話語撩撥下“成功”欲望左右折騰的結果。

　　第十章試圖對《謝莉》的“大團圓”結局方式作出解釋。伊格爾頓對這一結局持批評態度，認為它是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服務。如果真是這樣，該小說豈不成了“進步”話語的頌歌？另一位批評界的“大腕”劉易斯也對該小說有過微詞，認為它缺乏藝術上的整體性。假如這一觀點成立，那么《謝莉》在解構“進步”話語方面就不會有多大的力度。為了解決以上難題，并解除由伊格爾頓和劉易斯的言論所引起的困惑，成果對小說結尾部分的語言、文體、意象和敘事策略/聲音進行了細察。

　　第十一章的討論對象是查爾斯?金斯利的名著《奧爾頓?洛克》。這部小說是“進步”推敲史上的一塊重要里程碑。批評界的許多人都把金斯利寫作的真正動機看成是為中產階級的統治尋找理由。本章的討論是從反駁這一觀點開始的。整個討論涉及的問題有：金斯利和卡萊爾之間有何關系？為什么說《奧爾頓?洛克》是對卡萊爾所說的“機械時代”的挑戰？這一挑戰的角度是怎樣的？小說中對“自由”的意義的探討有何特色？洛克和喬治在信仰問題上形成的反差意味著什么？隨著這些話題的展開，《奧爾頓?洛克》在“進步”推敲史上的地位自然地凸顯了出來。

　　第十二章選擇喬治·愛略特的《亞當?比德》作為分析對象。西方評論界往往忽視這部小說在推敲“進步”話語方面的意義，不是把它簡單地視為田園生活方式的挽歌，就是把它視為英國統治階級在鞏固其意識形態過程中的產物。不破除這兩種思維定式，就難以對愛略特的思想作出比較全面而公正的評價。鑒于伊格爾頓是上述思維定式的典型代表，本章的許多論證都是針對他的觀點而展開的。

　　第十三章主要關注這樣一些話題：《激進黨人菲利克斯?霍爾特》純粹是一部政治小說嗎？該小說的結構形式真的游離了它的政治主題或工業主題嗎？愛略特是否在輝煌的開局之后半途而廢了？對小說主人公菲利克斯的許多看似怪癖的行為舉止應作何種解釋？愛略特為什么要給菲利克斯按上一頂“激進黨人”的帽子呢？為什么還把它放進了小說的題目？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歸結到一個更大的話題，即愛略特究竟在《菲利克斯?霍爾特》中安排了什么樣的重大議題？如果我們同意她討論的是人類社會的變化以及變化的速度，那么她對“進步”及其速度表示了什么樣的憂慮？更具體地說，我們有必要仔細考察愛略特是如何思考如下兩個問題的：社會變化是否一定是好事？生活節奏的加快意味著什么樣的利和弊？

　　第十四章對愛略特筆下的“進步”話題重新進行了評價。著名批評家米勒新近從互文意義上的“鬼魂”這一角度開辟了《米德爾馬契》研究的新領域。他所關注的互文關系可以被概括為“縱向互文性”。要對多蘿西婭的選擇作出比較充分的解釋，還得對《米德爾馬契》的“橫向互文性”加以審視，即審視《米德爾馬契》與同時代或鄰近時代的文本之間的關系。卡萊爾的《舊衣新裁》和《文明的憂思》這兩本書代表了人類對工業化進程中社會價值觀變遷的最早、最有力的回應。只有通過卡萊爾筆下世界與《米德爾馬契》之間的互文關系，我們才能理解愛略特對“進步”話語的質疑。

　　第十五章解讀托馬斯·哈代的《無名的裘德》。火車/鐵路意象對于理解《無名的裘德》的異化主題──尤其是哈代對“進步”話語的批評──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通過破解這一意象，我們似乎能體會到哈代用“鐵路時間”來烘托“進步”神話的良苦用心。在《無名的裘德》中，以孤獨感為特征的異化現象和以異化勞動為特征的異化現象交織在了一起，而且這兩種異化現象中還夾雜著以速度為特征的“進步的異化”。

　　第十六章以喬治?吉辛的《文苑外史》為審視對象。許多西方評論家都把《文苑外史》看作一部杰出的“社會學文獻”,然而在那些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文苑外史》的學者中，幾乎未見有人直接對書中的“進步”話題作過論述。鑒于小說中的“列車”意象是我們把握“進步”話題的關鍵，而“列車”意象又恰恰是《文苑外史》研究領域里的一個被遺忘的角落，選擇“列車”意象作為整章的切入點。

　　第十七章研究19世紀英國小說家們在推敲“進步”方面的深遠影響。20世紀初以來的英國小說家們不斷地在繼承著由狄更斯和愛略特等人開創的傳統，即對“進步”進行推敲、質疑和反思的傳統。為了證明這一點，本章選擇并解讀了不同時期的六個小說文本，分別是勞倫斯的《虹》、伊麗莎白·鮑溫的《心之死》、約翰·韋恩的《山里的冬天》、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洼地》、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樓拜的鸚鵡》和克里斯廷·布洛克-羅斯的《下一個》。

　　該成果以其對19世紀英國優秀小說的史書功能或史料價值系統而細致的論證，證明了小說家往往能夠比其他人（包括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更早、更敏銳地捕捉到由社會轉型引起的問題意識，所分析的每一部小說都發現并清晰地表達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時期的那種尚未進入史書的、壓迫在人們心頭的復雜體驗。這對于我們如何處理好傳統社會價值觀與工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