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師范學院郭昭第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文學經典的生命智慧研究》（批準號為08BZW010），最終成果為專著《中國生命智慧論》。

　　雖然技術、知識并不都能上升到智慧高度，二元論并不比不二論更具智慧特點，西學經典并不比國學經典更有智慧精神，但至今社會上一直存在著重視技術、知識而輕視智慧，重視二元論而輕視不二論，重視西學經典而輕視國學經典的思想傾向。正是基于這一現狀，《中國生命智慧論》一書從經史子集等更大的文化范疇闡述了中國文學經典的生命智慧。上編主要闡述孔子及儒家經典、老莊及道家經典、禪宗等佛教經典的生命智慧；中編主要概括中國藝術、醫術、相術經典的生命智慧，下編主要梳理中國服飾、飲食、居室經典的生命智慧。借此充分發掘和梳理了中國文學經典有關養生美學、身體美學、倫理美學、生態美學、禮制美學和政治美學等方面的生命智慧。這主要基于以下認識：

　　一、中國文學經典有著豐富的美學精神

　　西方文學經典往往執著于所謂客觀規律的研究，執著于二元論認知基礎，執著于概念范疇與知識譜系的建構，僅僅是知識美學。它雖然也關注智慧，但只是愛智慧，愛知識和德性。中國文學經典則并不執著于所謂客觀規律與知識譜系，它蘊含著智慧美學、生命美學與和諧美學的豐富精神。

　　智慧美學區別于知識美學的根本特征在于，知識美學認為諸如美丑、善惡、是非之類是二元對立的，智慧美學則認為諸如此類看似對立的事物是平等不二的。老子“美之與惡，相去何若”，莊子《齊物論》等都顯示了這種智慧。《華嚴經》所謂“不作二，不作不二”，更是揭示了智慧美學二元論與不二論平等不二的智慧。這不是混淆美丑，顛倒是非，而是形成諸如老子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惠能之“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舍，亦不染著”的心量廣大、無滯無礙的智慧的基本條件。

　　雖然中國文學經典與西方文學經典都闡發生命，但如叔本華、尼采、狄爾泰、柏格森、西美爾、懷特海等的西方生命哲學則僅限于人類，至多也只是擴展到一切生物，中國則關注人類乃至宇宙本體的生命；雖然都承認生命是運動、變化和發展的，但西方生命哲學之生命綿延和流動只停留于本質論層面，或如柏格森將生命本質界定為創化，或如西美爾界定為自我超越，中國則不僅承認生命創化與自我超越，而且更重視生命創化與自我超越的修持原則和方法；西方文學經典將生命創化與自我超越看成無目的的本能沖動，視無目的的行動為人類的真正價值，中國文學經典如《易經》、《論語》則將自我的內在超越與宇宙的生生不息作為生命的本性及其目的，使生命的本性與自由有機統一了起來。

　　西方文學經典習慣于二元論思維方式，總是將人與自我、社會、自然的關系對立起來，把自我看成精神與肉體的對立統一體，將社會看成矛盾斗爭的產物，將自然看成征服和統治的對象。雖然至少在古希臘的伊壁鳩魯學派和盧克來修看來，人與宇宙萬物是平等和諧的，但幾乎其他所有西方文學經典都似乎旨在打破這個平等與和諧關系。雖然如畢達哥拉斯學派也強調和諧，但其和諧僅限于數目的多樣統一，并不與尊重差異性的中國文學經典有相同智慧。中國文學經典提倡廣大和諧的生命精神，重視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交相和諧、共同創化，而且以和諧作為美學境界的標志，如《樂記》有所謂“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儒家甚至將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宇宙的和諧分別視為士人、君子、圣人的標志。如《周易》有“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的說法。

　　二、中國文學經典有著獨特的哲學精神

　　西方哲學向來以“愛智慧”自居，認為真正的智慧屬于上帝，但中國文學經典如儒家之“人皆可為堯舜”、佛教之 “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等似乎更看重人自身的智慧，認為所有人都有著等同佛圣的哲學智慧，而且存在超越科學、超越知識、超越智慧的特點。

　　科學的特點在于強調客觀規律，認為世界上存在著客觀規律，自信人類能夠認識并準確表述這些規律，而且往往將分門別類的研究作為基本方法。西方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就形成了這種科學傳統，乃至將完整的世界圖景分割得支離破碎，甚至抹殺了生命的真實情態。中國文學經典則認為真正的客觀規律無法用語言文字來表達，如老子之“道可道，非常道”，也反對分門別類的專業化、學科化研究，如老子有“大制無割”的說法，而且認為這種研究往往破壞事物的完整性，乃至生命的真實情態，如莊子明確指出：“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惟其如此，中國文學經典總是以直覺感悟方式對宇宙生生不息之生命本性進行整體描述，這不僅是其超越科學，尊重人類乃至宇宙之生生不息生命本性的集中體現，而且是對科學理性無視人性乃至生命整體的最好反駁。

　　西方文學經典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往往致力于概念范疇的闡釋與知識譜系的建構，視其為研究的基本原則，如培根、斯賓諾莎、費希特、孔狄亞克、羅素等對知識論的關心，更印證了熱衷知識的事實。中國文學經典則不僅不熱衷于概念范疇與知識譜系，而且也不一味強調知識就是力量，甚至認為知識的積累往往妨害智慧的形成，如老子有“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的說法，同時老子也將徹底否定知識，看成是達到無憂無慮境界的根本途徑，他認為“絕學無憂”。分門別類的知識譜系，確實不僅加重了人們學習乃至生活的負擔，而且由于各自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導致了思維乃至行為的混亂。禪宗明確指出所謂般若智慧并不是知識，而是自見平等清凈的不二本心。所以中國文學經典并不提供嚴格意義上的知識，而是如莊子“離形去知”，僧肇“知即無知，無知即知”等將忘卻、否定乃至超越知識看成獲得智慧的根本途徑。

　　中國文學經典還明確反對智慧，如郭店楚簡本《道德經》有“絕智棄辯”的觀點。雖然老子所謂智慧可能更多屬于知識乃至巧智范疇，但其反對的態度十分明確。至于《心經》之“無智亦無得”，更明白表達了這一點。一般智慧往往執著于二元判斷與選擇，是有所知而有所不知的技術、知識乃至巧智，充其量只是一種有漏智慧，而真正大智慧無所執著，也無所取舍，是破除了技術、知識乃至巧智對美丑、是非、善惡的分別與執著之后所形成的大澄明、大徹悟，是無漏智慧。真正的智慧也不執著于無漏智慧，是如《華嚴經》所謂“了無所得”，無知而無所不知的無智之智。

　　三、中國文學經典有著和諧的文化精神

　　任何智慧要完整無缺，必然涉及自我、社會、自然三大核心命題。重視道德的自我完善與生命的內在超越，關愛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和自然環境，是中國文學經典智慧之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

　　雖然不能說有史以來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很高的道德修養，但重視道德修養的自我完善顯然是中國文學經典的一個主要內容，無論儒家之圣人，還是道家之真人，佛教之佛祖，或通過獨善其身和樂天知命，或通過順任自然和保身全生，或通過無念、無相、無住和明心見性，都離不開自我的內在超越。但西方文學經典的道德觀念很大程度上都被諸如基督教等宗教沖淡了，即使強調道德，也不是建立在反躬自省乃至內在超越基礎之上，而是向外求諸他人，甚至借助宗教力量來調節自我和維系社會秩序的。

　　西方文學經典如基督教雖然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睦，但這個和睦以信仰上帝為前提。認為一個人如果愛父母、兒女超過愛基督，甚至不因此而憎惡父母、妻子、兒女、兄妹，就不是耶穌的門徒。基督教還常常將人類看成上帝的羔羊，即使升入天堂，也不可能與上帝平等。中國文學經典則認為每個人至少在原始本性方面與圣賢或佛祖廓然無別。儒家之“達人”、道家之“救人”，乃至佛教之“普度眾生”等都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

　　中國文學經典崇尚自強不息、化育萬物的廣生之德，崇尚萬物并作而各依其性的自然之道，崇尚兼愛互利、佛性無別的平等意識。儒家之“天人合一”及“萬物并育而不相害”，莊子之“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僧肇之“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等基本都是如此，這是中國人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態度。與此不同，西方文學經典基本上采取了敵視自然的態度，因此征服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一直被視為生產力的基本內涵。近年來興起的協同學雖然注意到和諧的重要性，但至今未占據主導地位。

　　總之，研究中國文學經典的生命智慧，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一是突破狹隘文學觀念，囊括經子史集，拓寬研究視域，整合哲學、職業、生活等方面的理論資源。二是改變僅重視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研究現狀，提升研究高度，在智慧哲學層面概括中國文學經典超越學科、知識、智慧的智慧美學精神。三是突破重視二元論思維模式，借鑒中國乃至東方不二論，彰顯二元論與不二論、知識美學與智慧美學平等不二的智慧美學精神。這對降低技術和知識的副作用，恢復對中國乃至東方文化平等不二本心的自信心，開啟心體無滯的生命智慧，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