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大學姚文放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性與文學傳統的重建》（批準號為02BZW003），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該成果1-5章概括了古今中外文學傳統論的幾種傾向，即中國古代文學傳統論的心理學傾向，五四時期文學傳統論的功利性傾向，西方古代到近代文學傳統論的社會學傾向，西方20世紀文學傳統論的形式論傾向等，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具有強烈的現實感、為現實斗爭需要服務的文學傳統論，從而為建立當代新型的文學傳統論提供可資借鑒和整合的思想資料。6—16章逐一討論有關文學傳統的基本理論問題，對于當代新型的文學傳統論進行系統的理論建構，包括文學傳統的當代轉換，文學傳統與個人才能，文學傳統與交互世界，文學傳統與文類學辯證法，文學傳統流變的機制與形態，文學傳統的功能與知識增長，文學傳統與科學傳統，文學傳統與文化傳統，文學傳統與生態意識，文學傳統與現代性，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學傳統等。主要觀點有：

　　第一，傳統問題是人們常談卻尚未完全弄清楚的重大問題，如今人們經常使用“變革”、“創新”、“發展”、“建構”等字眼，激進者則標舉“否定”、“消解”、“反叛”、“顛覆”之類名目，其實在這林林總總的說法背后都有一個“傳統”的問題，這些說法都是相對于傳統而言，以傳統作為參照，都暗含著對傳統的一種立場，一種姿勢，一種態度。因此傳統問題決非細枝末節，關系許多重大問題。具體到文學來說，在“革故”與“鼎新”、“解構”與“建構”、“顛覆”與“重建”之間，事事通到傳統，文學傳統的歷史流變和當代轉換中的性質、動力、過程、模式、關系、機制、形態、結構、功能，對于文學的當前發展和未來走向都具有決定意義。如果忽略或處理不好與文學傳統的關系，則勢必不能有效地達到開新求變的目的。

　　第二，歷來圍繞著文學傳統一直存在兩種立場、兩派意見，或貴今崇后，拒絕傳統；或尚古復古，固守傳統。許多分歧都走不出這各執一端、各執一辭的怪圈。必須跳出這種二分的思維定勢，將文學的發展演變理解為文學傳統在變動不居、生生不息的語境中不斷獲得新的意義內涵的過程。

　　第三，“當代性”與“現代性”這兩個概念的成立及其使用都與“傳統”有很大關系。相比較而言，前者更具中國色彩，后者則富有西方特質。但通常這兩個概念往往被混用，因之有必要作一辨析。“當代性”、“現代性”并不是中性的、單純的自然時間概念，它們要比“世紀”、“年代”、“年月日”之類自然時間概念更多一層價值判斷，隱含著從當下、現時出發而對世界所作的一種審視和估量。但“當代性”與“現代性”又有重大區別，“當代性”是指從當下、現時出發而對世界抱有的一種價值態度，體現著當代人的思想觀念、生存狀態和趣味風尚，“當代性”的核心是一種當代精神，它是用當代精神去觀照、理解和處理問題，無論對象是什么，哪怕是過去的、古代的對象，只要為這種當代精神所照亮，便獲得了“當代性”；反之，如果缺少了這種當代精神的燭照，即使對象是現在的、當代的，也談不上什么“當代性”。因此“當代性”并不專對“傳統”而言，它可以加諸任何對象之上，對任何對象都生效。“當代性”也以“傳統”為對象，但它對于傳統并不一味采取激進的否定立場，當代精神的體現有時恰恰在于對傳統的肯定和認同，遠如文藝復興時期對于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學術的“復興”，近如晚近以來我們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振興和弘揚，無疑都是對于“當代性”的最好詮釋。“現代性”則不同，它生來就表現出對于傳統的懷疑、拒斥和反叛態度，其核心就是一種爭天拒俗、剛健不撓的叛逆精神，而它就將這種叛逆精神視為當下、現時應有的生存狀態，甚至是人們所應追求的至上境界、所應恪守的唯一準繩。從而“現代性”并不是在時間上與“古代性”相呼應的概念，而是在價值取向上與“傳統性”相對立的范疇。研究認為，使用“當代性”一詞，避免了“現代性”對于傳統的偏激態度，又不失日新其德、鮮活生動的當代精神。

　　第四，中國古代、五四時期、西方古代到近代、西方20世紀的文學傳統論，在總體上表現出各自的基本傾向，即心理學傾向、功利性傾向、社會學傾向、形式論傾向。它們在方法論上分宗分派，各盡其妙。說這是時代特色也罷，說這是文化特色也罷，總的說來大致涵蓋了考察文學傳統問題的主要路數。該成果在吸收各種路數的優長之處基礎上，綜合運用而形成新的思路，即用文化批評的方法來研究文學現象。

　　晚近以來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用文學批評的方法研究文學現象；二是用文學批評的方法研究文化現象；三是用文化批評的方法研究文學現象；四是用文化批評的方法研究文化現象。在這四者當中前三者均可歸入“文學研究”的范疇，而第四者則不屬“文學研究”，只能歸入“文化研究”的范疇了。譬如說將北大百年校慶或電視“金鷹獎”頒獎儀式作為一個文本而對其進行文化分析，就只是屬于“文化研究”，而不能稱之為“文學研究”了。這里有一條底線，即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起碼要有一頭與文學搭上邊，才能算是“文學研究”；如果兩頭都與文學不搭界，那就不成其為“文學研究”了。這就是說，一旦“文學研究”泛化到失去邊界的地步，也就失去了“文學研究”。

　　第五，在立足當代審視傳統的問題上，該成果提出了一些具有創造性、原創性的原則和方法，如從“文學傳統的延傳變體鏈”、“現在對過去的逆向規定”、“歷史研究的價值聯系原則”等角度去尋求文學傳統當代重建的途徑。所謂“文學傳統的延傳變體鏈”，是指傳統常常是由諸多變異的形態首尾相連所構成的鏈式結構，其基本方面在不同時代的接受、闡釋和再創造中發生了變異，而人們恰恰把這種傳統的延傳變體鏈視為傳統。所謂“現在對過去的逆向規定”，是說在現在與過去的關系中，一個至關重要而又常常被人忽略的方面是，現在為過去去蔽，使之顯現出新的內涵、新的側面，使之獲得了新的生命力，讓人們得以重新認識過去、把握過去。這不啻是現在對過去起著逆向規定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倒不妨說過去成為現在的產物。所謂“歷史研究的價值聯系原則”，是說現時的實際價值、現實需要是歷史研究的起點和歸宿，也是歷史研究的動力和標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它從根本上調節著人們觀照歷史的內容和方式，進而影響著人們對于歷史的見解和結論，它在傳統與現實之間貫穿著一個明顯的價值聯系，傳統因這種價值聯系而得到有機整合，也因這種價值聯系而獲得新生。

　　第六，以往的認識存在一個誤區，即把認識對象僅局限于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事物，而不把這些事物之間存在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當作實體來看待，通常將這一塊視為空白、空缺。其實在這里展開著一個廣闊的世界，即事物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交互世界，這個交互世界也是一種實際存在，用哲學術語來說，是一種“實存”。對于事物之間的交互世界及其作為“實存”的哲學認定，顯然能夠使對于文學傳統的意義和作用獲得這樣一種認識：將事物之間的“交互世界”作為“實存”來加以認定是一個重要的求知方法。“文本間交互性”、“話語間交互性”、“主體間交互性”等具有意義生成性，一定文學文本、文學話語、文學主體的意義終究要到其與文學傳統的交互關系中去求致和確認。

　　第七，該成果通過對文學傳統與科學傳統、文學傳統與文化傳統的比較，肯定了人文科學與自然學科、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相融互補的必要性，認為這是文學傳統當代重建的一個重要條件。一方面，人文學科需要吸收自然科學理論，自然科學研究也要具備豐厚的人文底蘊，人文知識分子需要向科技知識分子討教，科技知識分子也要向人文知識分子學習，總之必須使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平衡起來，以人文蘊含的柔性對科學理性的剛性起到調節和制約的作用。那種不同學科之間相互隔膜、相互輕視甚至以一方壓倒另一方的狹隘做法是非常有害的。不同學科的攜手并進、共謀發展才是正確選擇，而文學傳統也只有在此時才能真正得到發揚光大。另一方面，文學傳統與文化傳統各有特點也各有長短，有相互包容之處也有彼此差異之處，既然如此，這二者也就不能相互替代、有所偏廢，因此不但文化傳統將繼續存在下去，文學傳統也將不斷向前延伸和發展。

　　第八，文學傳統問題一旦進入當下語境，便勢必生發出新的意義維度。如，在全球化、現代性、生態學等當下語境中重新考量文學傳統問題時，便會發現其中許多新的內涵，譬如文學傳統中的生態意識，簡直是一座蘊藏巨大的富礦，后人“每日挖山不止”也不能窮盡之，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只是習慣于用社會學、倫理學的眼光去看待它，而缺乏一種生態學的眼光，所以對于其中隱含的生態意識往往視若無睹。惟其種種隱秘信息如今因人們新的生態學眼光而得到彰明，才使得這種發掘成為可能并具有意義。又如，在“現代性”語境中構想“后現代之后”的前景時，一些風頭正健的世界級后現代大師如哈貝馬斯、哈桑、大衛·雷·格里芬等竟不謀而合地轉向大力肯定傳統的重要作用，一種“反傳統”的語境恰恰激發了“傳統”的現代意義，這是耐人尋味的。它正印證了這樣一句話：“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再如，對于全球化語境中文學傳統的研究有利于堅定這樣一種信念，值此電子媒介時代，文學仍會以其自身特質而長久存在下去并取得發展，文學以語言作為媒介，語言是文學不變的棲居之所，永在的身份標記，語言媒介的巨大魅力是其他媒介當然也包括電子媒介所無法遮蔽、無法取代的，文學將與人類一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