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王永寬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戲曲通鑒》（批準號為04BZW01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王鋼、李琳。

　　《中國戲曲通鑒》的體例仿照司馬光《資治通鑒》，以編年的形式演述了中國戲曲發展史。中國戲曲發展的早期，即從遠古時期的原始歌舞，先秦時期的優戲，漢代的樂舞百戲，唐代的參軍戲，直到宋代的官本雜劇，這一過程雖然相當漫長，但其中可明確地進行編年的事件卻很少。因此，該成果的編年從中國戲曲的成熟時期開始，即從元世祖忽必烈即皇帝位的蒙古中統元年（1260）開始。“元代卷”始于中統元年，即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止于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明代卷”始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止于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清代卷”始于清世祖順治元年（1644），止于清末代皇帝宣統三年（1911）。

　　成果記述了各個朝代中有關戲曲的各種事件，從整體上反映出中國戲曲發展的全過程。但是，編者意圖更著重在反映中國古代戲曲文學的發展過程，對涉及作家、作品等文學要素的事件，記述力求詳備，而對于優伶事跡及有關戲曲演出的一些活動，對于戲曲聲腔及清代中期以來地方戲曲的形成與演變等事實，則擇其主要者予以記述。

　　成果中編列的每一條事實，行文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為“綱”，即在某年月下簡明記述某事發生的起因、過程與結果。另一部分為“目”，即對前一部分的闡釋，其內容包括：1、舉證。即列舉所記事件的資料出處，征引有關史籍原文，若無直接證據則列舉旁證，并加以說明。2、辨析。如果不同的書籍對同一事件的記述有明顯差異，或后人對前代事件有爭議，則對有關異議予以考辨，盡力做出判斷或表示出傾向性的意見。如果不易辨明，則簡要介紹諸家歧說，或寫出推測與質疑。3、提示。所記事件若與之前或之后的事件有關系，或者其舉證及辨析文字已在成果的別處出現，此處則標示參見某處。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項也在這一部分中敘述。4、評論。對所記人物、作品、事件若需要評論，著者則根據自己的研究加以分析與評判，提出自己的觀點。或者列舉前人的有關評論，并對前人的評論予以點評。

　　成果的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體例創新。中國歷史的編年體著作自古以來已有不少，《春秋》、《左傳》和《資治通鑒》，以及后來的《明通鑒》、《清通鑒》，都是以年份為次序編纂而成的。當代學術研究更加明細化和專門化，編年類的著作層出不窮。但是，關于中國戲曲史的綜合性編年體著作還不多見。要形成一部完整的中國戲曲通史的編年體著作，其體例既不能同于已有的各種戲曲史（包括戲曲通史、簡史、分體史、斷代史等），也不能同于已有的古代戲曲家的個人年譜（如《晚明曲家年譜》、《洪升年譜》、《孔尚任年譜》等）。成果采取“綱”與“目”相結合的體例，基本上同于《資治通鑒》，但其中“目”的部分則突出了資料詳備、考訂嚴明、史論結合的特點。

　　二是內容創新。成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前人及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和文物考古發現的有關成果，體現出本專業整體學術積累的最新進展。著者在自己長期搜集、占有的資料基礎，把在歷史典籍和野史筆記中廣泛涉獵而得到的有價值的資料加以綜合分析，分類對比，對于某些作家、作品或事件進行考辨，披露出一些罕為人知的新資料。關于古代戲曲作品，已有的一些專門性曲目書籍如《曲海總目提要》、《元代雜劇全目》、《明代雜劇全目》、《明代傳奇全目》、《清代雜劇全目》、《古典戲曲存目匯考》等已經有詳盡的記載，但是，該成果編入的某些作品，卻是上述各種曲目書籍沒有提到的。而且，古代戲曲史的不少文獻資料記事相當簡略，尤其是關涉到年份月日問題常常語焉不詳，因此，今天對于戲曲史上的眾多事件進行編年式的梳理，存在著很大的難度，梳理的過程即是一種艱難考辨的過程。這樣，對于某些原來有爭議或有疑議的問題，成果均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或做出新的判斷。這些新的見解或判斷，將為進一步弄清戲曲史上的某些問題提供出有價值的新線索或有借鑒意義的新思路。

　　從該成果的體例與內容來看，有兩個突出的特點：

　　一是具有條理性和系統性。編年體的敘述方法，其本身的條理性就非常強。正如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劉世德研究員在《中國戲曲史編年（元代卷）》的《序》中所指出的：“文學史是一門科學，它有別于文學理論，就在于它是‘史’。似乎可以這樣說：文學史=作家、作品+時間。”該成果的編撰宗旨即特別強調戲曲史鮮明的時間性，在編寫時特別注意強化敘事的時間意識，注意利用古代文獻史料中能夠說明時間的一切要素。從縱向來看，通過按年份的時序排列，可以清楚地了解某一位作家或某一項事件先后發展的脈絡，了解某一事件的起因、過程和結果。從橫向來看，通過同一年份或同一時段的事件排列，可以了解某人或某事與同一時期其他人或其他事的相互關系，了解同一年或同一時段中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對于其他人物與事件的影響，也可了解同一年份或同一時段中戲曲發展同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民俗等社會其他方面的關系。

　　二是具有資料性和學術性。史書離不開史料，戲曲的編年體史書也是如此。該成果的敘事重在史料的證明。凡是所敘及的人物活動或事件經過，一定都要有史實的依據；對于所引述的史料，也一定都要注明出處。對于歷史資料的異說或不確定推測，如今敘述時也盡力予以評判。考辨的過程進行了充分的學術性思維，體現了學術思考的獨立性和創造性精神。關于作家、作品的評論，既引述前人的有關代表性論斷，同時也有編撰者今天的學術分析與評價，體現了考證與評論的結合，資料與觀點的統一。

　　該成果對于中國戲曲史的研究來說，將因時序清晰、資料翔實而成為可利用的專業參考書，甚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工具書的作用。其關于作家、作品及某些史實的考辨，可以為繼續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提供參考，也可以為高等學校文科進行古代文學史、戲曲史的教學提供參考。此外，由于中國古代戲曲同中國古代文學及古代藝術的其他門類的密切關系，成果對于中國古代文化藝術其他層面的研究，以及文化藝術史的研究，也將起到一定的參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