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沈松勤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南宋文人與黨爭》（批準號為 01BZW020），其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作為北宋文人的延續，南宋文人也是以參政主體為主要角色的，多數還具有了參政主體、文學主體、學術主體三而合一的復合型主體特征；作為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現形態，朋黨之爭也不僅僅停留在單一的政治層面上，而是南宋多層面文化活動的一個軸心，與政治運作、文士命運、文學創作、學術發展等方面產生了結構性互動。

一

　　一般認為，在南宋歷史上，黨爭的現象并不突出，長時期的宋金和戰之爭與道學反道學之爭，不屬于黨爭的范圍。其實，南宋黨爭不僅與南宋政權共時并生，與北宋黨爭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聯系，而且在南宋新的歷史條件下，注入了新的時代內容，陣勢分明，波瀾疊起，宋金和戰之爭與道學反道學之爭，就是以黨爭的形態表現出來的。就南宋黨爭的歷程而言，則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高宗在位的三十六年。在這一時期，文人士大夫絕大多數經歷靖康之變，飽受了劇烈的家國之痛。同時又從北宋末年的“新舊黨爭”中走向南方，參與南宋政治重建，帶有無法平息的朋黨意識與激烈的黨爭沖動。因此，這一階段的朋黨之爭雖然主要圍繞主戰還是主和展開，但難以從北宋黨爭中分離出來。無論是主戰還是主和，都具有以往黨爭的知識背景與思想意識，也都面臨對“靖康之變”的反思。在反思中，自然地點燃起往日的黨爭情結，從而使北宋黨爭死灰復燃，即便是在和戰之爭中勝出的秦檜及其相黨，在政治與學術取向上，也一反趙鼎的“黨元祐”而“主王安石”。所以，可以稱之為“后新舊黨爭”。

　　——孝宗即位至寧宗開禧的近四十年。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道學朋黨”與“反道學黨”之爭。“道學”一詞，在后人整理的宋代學術史中，多數專指程、朱一系的學術思想。在南宋，該詞的盛行卻取決于黨爭，從很大程度上是黨爭給命名的，是“反道學黨”用來指斥政敵的一個專用詞匯。在被指斥的政敵中，既有庇護“道學”的宰執侍從，又有極富理想色彩的學術官僚。如道學的倡導者張栻、朱熹等人，在全面挖掘儒家“道統”中的“精義”后，竭力張揚“圣人”之境“天理”，既“以圣人自期”，又主張他人“當以圣人為準”，并據以批判朝政，抨擊異己。這與極度匱乏“圣人”的現實世界形成了高度緊張，在高度緊張中出現了強烈沖突。這一沖突萌芽于乾道年間，始盛于淳熙后期，至“慶元黨禁”，標志了“道學朋黨”的終結。“開禧北伐”后韓侂胄的被誅，則宣告了“反道學黨”的末日。

　　——寧宗嘉定以后至度宗朝的近六十年。隨著與金、蒙關系的變化，和戰之爭也成了這一階段朋黨之爭的一個話題。但相對于以往兩個階段，這時黨爭中的學術之爭幾乎消失了，紹興年間“黨元祐”的趙鼎、胡安國以及孝宗朝“道學朋黨”中的張栻、呂祖謙、朱熹等所張揚的道學，盡管無法真正落實到治國方略中，卻被推上了不可動搖的正統地位。與此同時，朋黨之間雖然不時地發生正面交鋒，但激烈程度似乎降低了不少，也很少見到“紹興黨禁”、“慶元黨禁”中那種殘酷的迫害。但是，史彌遠、史嵩之、丁大全、賈似道等權相接二連三地出現，而且他們所實施的相黨政治變得穩固多了，在穩固的相黨政治下，文人士大夫的銳氣卻越來越少。

二

　　南宋黨爭無論在哪個階段，都表明了黨爭是南宋政治與文人參政的主要表現形態，同時又成了南宋文人在多層面文化活動中的一個軸心。圍繞這個軸心又有哪些具體表現呢？或者說，在這個軸心上，多層面文化活動又產生了哪些結構性互動？

　　——“國是”的推行。這無疑是最為顯目的表現。所謂“國是”，就是指“千準萬確”的最高國策，也是絕不允許“異論相攪”的高度一元化的專制模式。“國是”一說，在上古便已出現，但作為政治文化運作中的一種模式，卻是從熙寧王安石變法開始實行的。為了排斥政敵、抑制異論，保證新法的順利實施，神宗與王安石共同定新法為“國是”。也就是說“國是”乃由新法之爭引起的“新舊黨爭”的產物。自熙寧以后，定“國是”、持“國是”，一直成了兩宋文人士大夫在政治文化的運作或朋黨之爭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因為“國是”作為最高國策而存在，絕不允許“異論相攪”，所以在每個階段的朋黨之爭中，黨爭雙方都竭力爭取定“國是”、持“國是”的權力。易言之，黨爭需要“國是”，“國是”激化了黨爭。而“國是”的推行，則決定了君權與相權的并重，兩者不存在孰輕孰重的問題。一方面，為分朋結黨與黨同伐異樹起了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旗號，從而推進了人事上的打擊與迫害、文化上的監控與禁錮，朋黨之爭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顯得更為突出。另一方面，強化了參政主體的專制文化性格，進而又與黨爭中的學術之爭、用人之爭產生了內在的互動。因此在學術層面上，呈現出極度的封閉性，形成了鮮明的排他性學術文化性格；在用人層面上，則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凸現了黨同伐異的政治文化性格。

　　——文學。在多層面文化活動的結構性互動中，文學是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層面。不過文學層面上的互動，既有正面促進，又有負面效應。南渡以后，在對王安石新法和“新學”的批判與否定，對“新黨”、尤其是以蔡京為首的“紹述”朋黨集團的誤國之罪的聲討與清算中，長期被禁錮的“元祐黨人”得到了平反昭雪，被嚴禁的包括蘇軾、黃庭堅的文學在內的“元祐學術”也獲得了新生，蘇、黃的文學意義與價值得到了全面的闡釋與張揚，文學群體隨之進行了重組，從而保證了“江西詩派”與“蘇軾詞派”的興盛，“道學文派”也相繼崛起，各種文體的創作出現了繁榮景象，從而使文學命運從“崇寧黨禁”的低谷中走了出來，得到了再造。

　　然而，南宋文學的繁榮是缺乏持續性的。探究原因，同樣是圍繞黨爭這個軸心所形成的多層面文化活動的結構性互動所致。比如，歌功頌德運動此起彼伏，諂詩諛文汗牛充棟，這玷污了文壇，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文學命運的走向。但這對于執政者來說，正出于推行“國是”這一高度一元化的專制政治所需；對于創作者來說，則出于因專制政治的壓迫而產生適應變異后的表情達意之需。誠然，諂諛之作在漢代揚雄、蔡邕的筆下業已出現，但在文壇上大量出現，卻始于北宋“崇寧黨禁”后而盛于南宋。其實，諂詩諛文是文學主體內在的、氣質的、待時而發的心理與性格的一種外化形態，南宋黨爭之“時”便極大地誘發了這一心理與性格。作為一種輿論力量，諂諛之作的盛行則十分有效地助長了在“國是”中形成的專制政治的肆虐；從創作主體的角度觀之，諂諛者既成了依附在“國是”這張“皮”上之“毛”，又充當了推行專制政治的黨魁之“毛”賴以生存之“皮”。

　　王夫之曾將高宗時期的文人士大夫概括為兩大類：一是“逾其度”者“操必得之情，則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一是“阻其幾”者“恒留余地以藏身，則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堅”。前者“其志持之已盈，其氣張之已甚”，后者“重抑其情而祈于自保”，二者所患雖異，但“皆本原于居心之量”，殊途同歸。缺乏“居心之量”而導致“要以遠于道之所宜而墮其大業”的原因，在于“不能據中道以自成”（《宋論》卷10第201頁）。“中道”即“無偏無黨”、“無淫過、朋黨之惡”的“大中之道”（《尚書正義》卷12，《十三經注疏》本第189頁）；“不能據中道以自成”而“墮其大業”。也就是因“朋黨之惡”而不能成就經世濟民的大事業。因此無論是“逾其度”者“假乎權勢”，黨同伐異，甚至迫害政敵，還是“阻其幾”者在黨同伐異中遭貶處窮，甚至被迫害至死，都是失去“中道”后相同命運的不同表現形態。王夫之以“朋黨之惡”為軸心、以主體心態即“居心”為依據所作的這一概括，其實也適合于整個南宋文人士大夫。這一命運及其表現形態，也是文學領域中創作主體的基本特征之一，尤其是“阻其幾”者在“藏身”中的“重抑其情而祈于自保”，被轉化成了文學層面的主題與價值取向。該取向的功能在于淡化由政治層面的“朋黨之惡”帶來的悲劇命運，排遣在悲劇命運中身負的畏禍與處窮情累，鎮定心志，保持初心，安頓心靈，從而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文學意境。這是文學生態中多層面文化活動的結構性互動所呈現出來文學命運的又一個重要走向。

　　南宋黨爭是南宋多層面文化活動的一個軸心，將宋金和戰之爭、道學與反道學之爭，以及士人的文化性格與政治命運、文學的命運與走向置于這個軸心之上進行考察，這有助于深入揭示其中豐富的歷史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