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黃萬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華人新生代和新華僑華人作家的比較研究》（批準號為04BZWO52），最終成果為《華人新生代和新華僑華人（新移民）作家的研究》。課題組成員有：史進、文宗理。

　　上世紀九十年代后，華人新生代作家（主要指1960以后在海外各國出生、成長的作家，以下簡稱新生代）和新華僑華人作家（主要指1980年以后由中國大陸遷居海外的作家，以下簡稱新移民）的崛起反映了海外華文文學的深層次調整。同時，新生代主要活躍于東南亞各國，新移民則主要崛起于歐美各國，他們各自創作的演變、特色，兩者的關系等又構成了全球化語境中東西方文學的一種對話。該成果通過對新生代、新移民文學進行整體的歷史描述和科學的審美分析及其兩者的比較研究，對其創作涉及的民族文化內部的跨文化因素、傳統和現代、邊緣和中心、東方和西方、身份書寫和敘述策略、族群性和超越性等理論性話題進行探討，力求為跨文化的文學理論、中華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理論等，尤其是身份批評理論提供新的建設性材料。

　　該成果分上、下兩編。上編是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的整體比較，共分六部分。

　　第一部分《“出逃”:身份焦慮中的精神探求》從新生代、新移民作家筆下反復出現的一種表達——“出逃”，來審視他們身份焦慮的豐富內涵。新生代作家筆下的“出逃”往往表現為從久遠的傳統、歷史中的“出逃”，這種“出逃”反映出中華傳統文化在南洋面臨的西化和峇峇化的壓力。東南亞各國華人社會的形成有著某種“史前史”的意味，帶至南洋的中華文化多停留于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層面，而較少哲學、美學層面的。而二次大戰后東南亞各國在建立民族國家進程中“民族性”和“公民性”脫節的狀況，使“族群特性、歷史淵源以及語言”等民族性問題得到了凸現，也使華僑華人融入所在國一直帶有“受動性”。華文文學在這種情況中承擔起推動華文教 育、傳承民族薪火等重任，其現實主義傳統更多聯系著民族文化的認同，甚至陷入 國家認同跟民族文化認同的某種對峙。新生代的反省就是對上述傳統的逃離，而力圖在南洋華人社會的轉型中構建民族文化建設的新思路、新精神。新移民作家筆下的“出逃”則更多地呈現出兩個時代的斷裂。以留學開始其異域生涯的新移民往往是將移居國外作為延續乃至擴展他們在國內已開始了的現代性追求的最好途徑，然而在新居住國，中國的現代性往往無棲居之地，這種“失夢”成為新移民筆下不斷呈現“出逃”形象的主要緣由。而在另一類作為打工階層而移居西方的新移民筆下，其呈現的“出逃”較多地表現為跟“唐人街”發生沖突而實現“自我救贖”。

　　第二部分《中國性和中華性:多元文化形態中的身份認同》在第一部分論述的基礎上，說明從物質困厄中的逃亡到精神困境中的逃離，并非對現實的逃避，而是新生代、新移民感受到身份焦慮后的藝術呈現，他們在不斷“逃離”中突入到文化認同的一些深層次話題。該部分從“實質性”、“鄰近性”、“奇特性”來透視“身份”本體，揭示新生代、新移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置身于居住國多元化文化環境中，在認同“中國性”和“中華性”、“民族性”和“本土性”（國家性)上的探尋。新移民創作往往強調自己的“中國”身份，但這種“中國性”已不再是一種固守于“唐人街”的封閉心態，也不再是一種以凸現族群性去爭取自身權利的狹隘民族意識，而是在謀求多元共存中的一種開放性行為。其“中國”形象，從現實功利性的種種關聯中解脫出來，在時間所指上也濾掉了現時代的特征，從而更多地表現為了一種“中華性’，而在新移民所寫的“香蕉人”形象中，原先數典忘祖、文化失根的敘事軌跡，被代之以中西文化互補層面上的某種體認，甚至“雙重拒斥”也不只是生存的悖謬，而有超越的意義。這種對中西文化交匯的體認，也使新移民張揚的“中國性”有了新的豐富含義.在身份認同中，個體對一己身份之所屬的辨認和他人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是互為表里的，這種情況使新生代不得不面對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的矛盾沖突.他們開始擺脫 這一矛盾沖突造成的歷史上華人民族命運的惡性循環，在親近南洋土地的真摯人性 中來看待華族的身份認同，質疑身份認同中“民族性”和“國家性”的割裂，并將國家認同的他者環境的改變和文化認同的自身環境的改善結合在一起，從而在“民族性”和“國家性”上逐步構成良性互動。

　　第三部分《故鄉和異鄉:祖土文化情感和現實生存策略間的矛盾沖突》從分析移民文學的“思鄉”傳統在新移民、新生代筆下的新意蘊入手，探討其創作如何在“文化情感”和“現實策略”之間取得平衡，讓血脈相傳的祖土文化情感與現實生存的理性策略構建成某種互補對接。這一問題的探討正是第二部分“民族性”和“國家性”關系探討的繼續和深化。新移民、新生代把離開“原鄉”看作讓原先的生命有更豐富、更開闊的存在，表現出種種將異鄉變成安心立命的故鄉的心境和努力。這種努力在新移民、新生代筆下有著不同的表現。新生代在南洋土地的落地生根中隱現出中華文化的葉落歸根，他們不僅將先輩的南洋歷史作為豐富現存意義的內容來開掘，而且將歷史作為自身文化屬性來建構，從而顯露出對民族心靈安置地的新的構建。新移民的“探史”“尋根”則往往帶有重建現實生存環境的尋求，他們所受西方后現代歷史意識的影響，也使其創作長久地處于“故鄉”和“異鄉”的不斷構建和消解中。“古典”意象、“古跡”空間成為新生代、新移民母體歸依、生命自審中的原鄉情結的獨異呈現。

　　第四部分《“邊緣”和“中心”:放逐中生命歸宿的一種尋找》從新生代、新移民所偏愛的“邊緣”話題入手，探討他們如何在全球性和區域性都呈強化之勢的文化語境中強化自己的身份認同。新生代、新移民都清醒意識到文學本質上是“邊緣”的，也都著力于開掘少數族裔“邊緣”本身蘊涵的力量，努力將“邊緣”的放逐狀態轉換為一種“自由自在”的創作狀態。而相比較之下，新移民較多地關注“邊緣”的現狀，從“邊緣”構建跟“中心”的對話，而新生代則較多關注“邊緣”歷史，從面對多個中心的歷史中來開掘“邊緣”的力量。尤其是新生代久居“邊緣”，逐步養成 了一種自覺利用“邊緣”特質而進行無窮盡創造性活動的姿態。

　　第五部分《多元化和跨文化:傳承和接納中的文化融入》論析新生代、新移民在全球化語境中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即如何處理多元化和跨文化這兩個不同的價值走向的關系。多元化和跨文化都強調文化的豐富性，但前者包含有多種文化并列展開求得生存的傾向，它在構成文化豐富多樣性的同時，也潛伏形成文化隔絕的危險;后者則強調不同文化間的溝通，它在形成一種共同文化的基礎上保存文化的豐富多樣性，有益于化解不同文化間的現實隔絕、沖突、對峙，但也潛伏對原先多種文化制約、傷害的可能。新生代、新移民的創作都關注這兩者的協調，在溝通中保護自己族群文化的傳統，在跟居住國其他文化的平等對話中融入居住國文化中。他們在跨文化視野中塑造的異族形象，也不再是單一的或質疑“他者”，或審省自我，而包容起一種較博大的人文關懷:不只為了異族而關注他族，而對異族有更恒久更真誠的關懷。

　　第六部分《語言原鄉:創作心靈棲息地的尋找》進入到新生代、新移民身份認同最核心的一個問題，語言如何成為創作心靈的棲息地。旅外作家將語言看作比“土地”、“祖國”更重要的精神棲息地和生存方式，以此構建一個“海外中國”的“祖國”，一種精神的原鄉。新生代作家由于其現實處境，更多地將漢字中文作為歷史創傷和民族圖騰的象征來呈現，新移民則更關注血脈所在漢語語境跟現實生存英語語境間的沖突。在詞語變遷上，新生代一反前輩作家吸收當地語言以呈現南洋地域特色的做法，表現出向母語純正的回歸;而新移民的語言則有某 種“雜交”特色。

　　下編是新生代、新移民作家的個案和專題研究。個案研究選擇了陳大為、鐘怡雯、黃錦樹、黎紫書、吳耀宗等有代表性的華人新生代作家和嚴歌苓、盧新華、章平、劉荒田、陳謙、林湄、少君等重要的新移民作家，對他們的創作進行了較全面的考察，凸現他們在多元對話、全球語境中的創作追求。這些作家論充分關注了作家獨異的創作個性，論析了他們的創作對1980年代后海外華文文學創作格局調整深化產生的影響。本編還有關于馬華新生代作家歷史敘事、華人新移民作家飛散寫作的專論，所論內容分別是新生代、新移民寫作中的重要問題，和作家論構成互補互應的關系，以“點”的考察深化了華人新生代、新移民作家的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