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周建忠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五百種楚辭著作提要》（項目批準號為02BZW037），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據不完全統計，自漢代迄今，楚辭著作已達1200余種。該課題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楚辭著作500種，以提要的形式，原始要終，考鏡源流，對兩千余年來楚辭與楚辭學領域中的系列問題進行融會貫通、系統整理和重新構建，不僅總結古今學者的學術成果，而且融會撰稿者自身的研究成果，顯示出楚辭學發生、發展全貌。這項成果主要內容如下。

　　一、提要編纂：繼往開來，考微知著

　　成果認為，在楚辭研究史上，真正可稱得上楚辭著作研究的濫觴之作，當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20世紀以來，一批重要的楚辭著作提要相繼問世。這項成果堅持“楚辭研究”與“楚辭研究之研究”同步進行的研究方法，力圖從廣闊的學術視野、較高的理論層次、豐碩的研究成果等方面，重新構建新一代的學術性大型工具書，既補前賢之未備，又集楚辭著作之大成。

　　這項成果所收著作的時空范圍是西漢至2004年。其體例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框架，然亦考慮時代特色與學術進展，主要包括如下項目:一是作者，即姓名字號、生卒籍貫、生平履歷、思想學術、主要著述、作品史料等；二是內容，即寫作緣由、成書經過、成書年代、序跋體例、章節篇目、學術貢獻等；三是影響，即學術地位、引用評述、獲獎情況等；四是版本，即版本源流、出版年月、再版重印等；五是論文，即在相關楚辭著作的末尾，收錄歷代學者（主要是20世紀）著作研究或評述的專題論文（包括碩士、博士畢業論文）目錄，收錄下限為2008年。另設“附錄”《非楚辭著作中的楚辭成果目錄》、《楚辭楚文化著作總目》兩項，突破“楚辭著作”體例上的局限，介紹一些楚辭大家或不是專治“楚辭”的專家的楚辭楚文化研究成果“目錄”，既無遺珠之憾，又便利學界使用，強化其“全面性”與“工具性”。這項成果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糾正版本訛誤或著錄、轉摘錯誤。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有些著名的楚辭版本，就連饒宗頤、姜亮夫、湯炳正等先生亦未見過，在版本著錄、介紹時難免有錯訛；現有的幾種楚辭著作研究或介紹的書，錯誤甚多，容易貽誤學界。而這項成果基本采用一手資料，盡量減少訛錯，保證其準確性、科學性。

　　二是弘揚嚴謹學風。至今，“楚辭學史”著作已有4種，但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寫作“楚辭學史”的條件并不具備，因為學術史的基礎工作還沒有落實，這樣寫出來的學術史，往往空泛、粗疏。成果通過實實在在的具體工作，總結“楚辭學史”研究中的一些難點、熱點的研究情況，既能糾正一些錯訛誤說，又是對空疏學風、架空論述的一種反撥。

　　三是推進學術進展。楚辭學界新論迭出、言人人殊，主要原因就是不了解學術進展，導致重復研究、徘徊不前的現象。許多看法前人早就論述過，但不少學者囿于所見，還作為“新論”提出，浪費時力。這項成果在求“實”與求“精”的基礎上求“全”，實證辨析，信息量大且準確，從而對楚辭某些專題研究史進行了縱向勾勒和橫向剖視。

　　二、學者評判：籠括全局，觀照個性

　　在歷代研究中，最缺乏的就是學者研究。這不僅僅是一個“全”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是填補“空白”的工作。《五百種楚辭著作提要》則強化長期得不到重視的“弱項”——學者研究，全面匯集楚辭學者的研究資料，盡可能做到旁搜遠紹，竭澤而漁，且根據不同時代特點，介紹生平事跡，突出學術評價，彌補傳統研究之不足。成果中的學者評判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條目調整。增加“學者”研究內容，包括：時代、姓名、字號、生卒年、籍貫、生平事跡、主要著述、傳記資料、楚辭研究方面主要學術觀點及其評價。以“著作”為載體，注重對學者的介紹、評論，豐富條目內容，增加課題分量。遇到的困難是一些著名學者在楚辭研究方面發表過比較有影響的觀點或見解，在學術史上有一席之地，或者成為無法回避的熱點問題，但這些學者并沒有楚辭研究方面的專著，如果不負責任，完全可以放棄，估計也沒人計較。但如果放棄了這方面的內容，將會造成學術史的“單薄”與“缺憾”。于是采用了“通融”的做法，對這種特殊情況設置相應的條目，如“論文”有陳玚《屈子生卒年月考》、朱東潤《楚辭探故》；“其他著作”有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錢鍾書《管錐編》、楊公驥《中國文學》、龔維英《女神的失落》；“論文集”有《胡小石論文集》、《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張汝舟《二毋室論學雜著選》、文崇一《中國古文化》、郭在貽《郭在貽語言文學論稿》等。

　　二是條目處理。對于古代近代學者，盡量增加“年譜”或“評傳”的種類及出處，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可靠的資料來源。如，錢澄之《屈詁》條目增加：“其少子錢撝祿纂輯《先公田間府君年譜》，止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載《國粹學報》1911年第7本第75—79期，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藏；另，該《年譜》末有蕭穆所作《附錄》，將譜主后二十年之經歷大致列出。”至于現當代學者，由于“厚古薄今”的影響，往往不為學界所重，其生平事跡和學術成果常常被忽略，以至于給學術史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遺憾。這項成果則努力開風氣之先，大大增加了這方面的內容，研究了湯炳正、郭在貽、朱季海、饒宗頤、史墨卿、陳怡良、岡村繁、大宮真人等中外學者215人。

　　三、學術論衡：平理若衡，照辭如鏡

　　陸時雍《楚辭疏》云：“抑一言之當，九泉知己；片言之誤，千載口實。”成果十分注重對楚辭著作進行全方位的審視，以免“各照隅隙，鮮觀衢路”、“私于輕重，偏于憎愛”的弊端，從而客觀地評判其學術價值。該成果的學術論衡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一是糾正訛錯。如，明代賀貽孫《騷箋》評解《楚辭》作品僅限于屈、宋之作，依次為屈原的《離騷經》、《天問》、《九歌》、《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宋玉的《九辯》、《招魂》、《大招》。選擇范圍大致反映了部分明代學者對“楚辭”內涵的認定，如屠本畯《楚辭協韻》、林兆珂《楚辭述注》、張京元《刪注楚辭》，亦收入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宋玉三篇。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以為“三十六篇”（將《九辯》作為九篇），顯然不妥；而洪湛侯《楚辭要籍解題》誤為“二十六篇”，則為以訛傳訛。又如，對洪湛侯《楚辭要籍解題》，給予高度評價之后，重點分析其存在問題，并指出該書在版本、目錄方面的明顯錯誤。

　　二是追蹤前沿。如，對王逸《楚辭章句》的版本問題，主要介紹李大明的研究成果：“今之所見《楚辭章句》的最早刻本為明代翻刻本，其底本來自北宋。明正德戊寅（1518年）高第刊黃省曾本《楚辭章句》是明刻本中最早的，黃氏所藏，或為靖康時刻本。明隆慶辛末（1571年）豫章夫容館重雕宋本，是明刻本中的善本。經比較，明翻宋本《楚辭章句》當出于同一傳本系統，不同于洪興祖所用《楚辭章句》傳本系統。”

　　三是揭示傳承。學術史的意義，往往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某種學術觀點的提出，二是后來者的不斷修訂、完善。該成果努力揭示出某種觀點的最早提出者，同時盡量勾畫出此觀點的發展與演變。如，關于明代汪瑗《楚辭集解》的學術影響，列出以下幾點：汪氏說《九歌·禮魂》為“前十篇之亂辭”，又說“二湘”為湘水配偶神，《湘君》“托為湘夫人以思湘君之詞”，均為閔齊華、王夫之所采。又說《哀郢》作于頃襄王二十一年秦拔郢都之時，并由此推出，屈原見廢在頃襄王十三年。認為“此郢乃指江陵之郢”，亦為王夫之、陸時雍所承。此外，汪氏訓《離騷》“恐皇輿之敗績”之“敗績”指“車之覆敗，以喻君國之傾危也”，訓《離騷》“昔三后之純粹兮”之“三后”為“楚之先君”，二說均為戴震采用。至于曹耀湘、俞樾訓釋“彭咸”亦與汪氏重復或偶合。

　　四是調查爭端。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允許發表不同意見，爭鳴討論。但在爭鳴中出現了一些暫時無法鑒別的情況：對著作權發生爭執，不予回避，盡量客觀介紹爭執內容，供學術界進一步研究之用，如張葉蘆認為姜亮夫《屈子游蹤圖》就轉自其《屈原放逐行蹤示意圖》；對一些歷史疑點一時難以作出定論，則盡量闡述爭論的由來、背景以及各家的主要理由，如汪瑗《楚辭集解》之《天問注補》的作者是汪瑗還是汪瑗之侄汪仲弘的爭執；對有明顯缺憾的著作，除了批評其不足外，也不“全盤否定”，對其有價值的方面亦予肯定，如譚介甫《屈賦新編》。

　　五是突出熱點。該課題從學術史的角度，弄清各個熱點的由來、內涵以及爭鳴的癥結，為學術界客觀公正的討論提供了真實可靠的平臺。如，對于在20世紀20年代、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引起過關于“屈原有無其人”的爭鳴，則設置了《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朱東潤撰“楚辭探故”系列論文兩個條目。又如，關于楊公驥、曹大中為代表的“屈原愛國主義否定論、局限論”的爭鳴，也專設“《中國文學》（第一冊）”條目，作完整綜述與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