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大學陳軍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戲劇文學與劇場的關系研究——以“郭、老、曹”與北京人藝為例》（項目批準號為08BZW058），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文學與劇場、作家與劇院或者說詩與劇之間的關系問題應該說是戲劇藝術的基本問題，但就是這么一個基本的常識性的問題卻在世界戲劇史上產生了不少理論上的混亂和實踐上的偏向，而且這種混亂與偏向在今天更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該成果以中國現代戲劇的成功范式重新闡發這一理論，力求對戲劇文學與劇場的關系作出新的理解與認知，提出更有建設性和有效性的方案，選題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針對性。以此為鑒，可以透視目前中國話劇發展中存在的深層問題，尋求創作與演出互動的規律性，這對于中國所有的劇作家和劇院都有很強的啟發性。同時，該成果打破了文學與劇場之間的界限，貫通戲劇創作到演出的全過程，必將深化郭沫若、老舍、曹禺的戲劇創作研究以及北京人藝的演劇藝術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啟示意義。該成果主要內容如下：

　　全面而深入地研究郭沫若、老舍、曹禺與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互動關系，力求通過當代經典作家與杰出劇院的相互關系研究來反思戲劇史上文學與劇場的辯證關系，為當今戲劇創作與演出提供經典范式。

　　緒論：本選題寫作的緣起、思路及意義。由20世紀貶斥文學的戲劇思潮入手，指出“郭、老、曹”與北京人藝作為研究對象所具有的典型性和說服力，以及本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上篇：郭沫若與北京人藝。重點分析郭沫若戲劇對北京人藝演劇民族化路向的探索、確立、完善所做的貢獻。其中，1956年《虎符》的排演是人藝民族化實踐的開始，是人藝演劇學派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也是焦菊隱和人藝藝術家們戲劇觀的一次嬗變，具有方向性意義。1959年《蔡文姬》的上演則標志著人藝演劇民族化實踐的成熟，它已經沒有了初創期的幼稚和膚淺，而深得中國戲曲表演的精髓，達到了戲曲專業化演出的水準，其民族特色鮮明卻又存在“話劇戲曲化”的傾向。而1962年《武則天》的演出才是合理的糾偏，它以話劇為本體吸收傳統戲曲表演的精神和原則，是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礎上的豐富和創新。郭老的三個戲恰好形成“三級跳”，形象地反映了北京人藝在民族化探索上的藝術進階。同時論述北京人藝對郭沫若戲劇創作、演出的作用，在具體寫作中，人藝藝術家們給郭沫若戲劇創作提供了不少熱情周到的幫助與良好的寫作建議，舞臺演出中的一些出色的發揮與再創造，又有助于郭沫若劇本的再修改。而北京人藝根據演出需要對劇本所進行的舞臺處理（二度創造），則充分展示了郭老的藝術才華和美學風格，確立了郭沫若戲劇在中國當代戲劇演出史上的重要地位。

　　中篇：老舍與北京人藝。鑒于老舍戲劇的獨特性，以及學術界對此研究的不力，該成果從跨文體寫作的視角來研究老舍戲劇的獨特性，認為老舍與北京人藝的關系類似于契訶夫與莫斯科藝術劇院，不把老舍這種“新型戲劇”研究透徹，就無法說明他對北京人藝的獨特而深遠的影響（例如“京味”風格）。因為獨特個性的作家與獨特風格的劇院是相輔相成的，如果說契訶夫的新型劇本促生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對舞臺導、表演體系的變革，那么老舍戲劇的獨特性也同樣賦予了北京人藝鮮明而深刻的演劇特色。在具體說明老舍“小說體戲劇”的特色和風格的基礎上，該成果進一步闡述老舍的劇本作為先在性和可約束性對北京人藝的導表演藝術和劇院風格產生的決定性影響：一方面老舍戲劇對焦菊隱導演藝術和人藝演員的表演技能及成長道路產生深遠影響；另一方面又對人藝的現實主義、民族化、完美的整體感等演劇風格的形成發生作用，尤其是它直接奠定了人藝獨特的“京味”風格。而北京人藝對老舍劇本能動的舞臺處理，又反作用于老舍的戲劇創作和演出。老舍的戲劇從劇本寫作的開始到最終定稿，整個創作過程和修改過程都和北京人藝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同時，老舍的這種新型劇本更需要靠“演”才能出彩，老舍的戲劇影響離不開北京人藝杰出的舞臺處理（形象演繹、風格展示和豐富創造），以至于擅演老舍戲成了北京人藝的獨門功夫。

　　下篇：曹禺與北京人藝。曹禺作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對劇院事業的發展可謂嘔心瀝血，在劇院建設的諸多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卓越貢獻。與郭沫若、老舍截然不同的是，曹禺本人有著豐富的演劇實踐，他對舞臺藝術的熟稔使他潛隱地形成了自己的演劇觀，例如導表演藝術處理對作家劇本的尊重和理解、心理現實主義的表演觀、舞臺演出中的觀眾本位意識等。曹禺的演劇思想和他的杰出的現實主義戲劇成就，有力地促生了劇院現實主義的演劇風格，對人藝舞臺演出完美的整體感和鮮明的民族特色等方面也有積極的建構作用。同時，由于曹禺與北京人藝的特殊關系，使得人藝的演員能經常聆聽他的藝術指導，他本人豐富的演劇經驗也直接作用于人藝的演出，他的經典戲劇更是鍛煉演員的陣地、培養演員的沃土，成就了一大批表演藝術家。曹禺戲劇對人藝演員表演技藝的培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人物塑造的錯綜性、人物表演的內向性、演員對自身情感的控制、表演技能的磨礪與自我修養的提高等。而曹禺戲劇在北京人藝的演出史以及導表演對曹禺戲劇舞臺處理上的得與失，則反映出創作、表演之間相互磨合的動態的生命過程，其間的經驗教訓值得反思。北京人藝對曹禺戲劇舞臺處理的突出成就首先在于現實主義的成功演繹，在《雷雨》等戲劇排演實踐中，北京人藝較好地踐行了斯坦尼表演體系，逐漸形成了一套特色鮮明、行之有效的精細、醇厚的現實主義演出范式。其次，在曹禺劇本舞臺演出的再創造上，北京人藝亦嘔心瀝血，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為了演出需要，人藝對曹禺劇本做了大量的修正、豐富、再闡釋和形象演繹工作。北京人藝在曹禺戲劇舞臺處理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是：1.主題理解的政治化。總是從社會、時代、政治的視角來理解曹禺的戲劇，而對曹禺戲劇主題的多義性重視不夠，這實際上是對經典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的一種閹割。2.現實主義一元化演出模式的限制。北京人藝對曹禺戲劇的舞臺處理很長時間以來基本局限在現實主義的演出框架內，而對曹禺戲劇所顯示出來的非現實主義卻視而不見或有意規避，這使得曹禺戲劇生命某種程度上被狹窄化了。新世紀以來圍繞著曹禺的經典戲劇演出，在具體實踐中人藝形成了兩派：一派主張對經典應有的尊重；另一派則強調對經典戲劇的再闡釋甚至解構，從而引發了關于“舞臺如何重現經典”的問題與思考。

　　結語：在“郭、老、曹”與北京人藝之間關系梳理分析的基礎上，總結“郭、老、曹”與北京人藝在不同向度上的相互建構關系，注意厘清不同風格特點的作家與劇院互動的豐富性、復雜性及其中蘊涵的規律性。同時聯系北京人藝后期所發生的某種偏向和歧誤，再次確認“郭、老、曹”與北京人藝的成功合作在中國現當代戲劇史上的地位和價值。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文學與劇場的辯證關系，力求對世界戲劇史上所存在的“強調文學而輕視劇場”與“強調劇場而放逐文學”這兩種極端傾向作出批判性的反思，最后總結戲劇文學與劇場關系處理的規律性，為當下話劇發展提供新的理論指向和實踐模式。

　　該成果通過“郭、老、曹”與北京人藝互動關系的考察，水到渠成地得出了研究的基本結論和重要觀點：1.戲劇有兩個生命，它的一個生命存在于文學中，它的另一個生命存在于舞臺上。2.文學與劇場不是根本對立的，而是一種雙向互動關系，文學影響著劇場，劇場也影響著文學，任何把文學與劇場對立起來二分式的做法都是缺乏整體眼光和辨證思維的。3.“郭、老、曹”與北京人藝代表了中國當代戲劇史上文學大師與杰出劇院成功合作的典范。一方面北京人藝演劇風格的形成離不開郭沫若、老舍、曹禺等優秀作家的培育和促成，沒有郭沫若、老舍、曹禺這些杰出的劇作家為北京人藝所奠定的堅實的文學基礎，這個國家級的藝術殿堂是構筑不起來的；另一方面北京人藝的卓越演出，也充分發揮了他們創作的全部光輝，并使它們獲得了不朽的舞臺生命。4.戲劇文學與劇場之間客觀上存在著內在的張力，成就現代中國偉大戲劇的途徑在于劇作家和導表演藝術家的良性互動與和諧發展，在于高水平創作與高水平演出的相輔相成、相得益彰。5.劇作家與導表演的關系，是一種創作自由與依附性之間的對立的統一。所謂的“作者中心論”、“導演中心論”、“演員中心論” 對于戲劇這樣一門以綜合藝術和集體創作為本體論要素的藝術來說都是偏頗的，成功的戲劇藝術應是三者的有機結合、和諧統一。6.戲劇文學與劇院劇場之間存在著相互建構關系，作家和劇院應有自己的戰略眼光和主體精神，充分認識二者互動的價值與意義，謀求文學與劇場雙贏格局的形成，這對戲劇創作和劇院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該成果既屬于基礎理論研究，探討的是戲劇藝術的基本問題，為解決戲劇文學與劇場關系這一世界性難題打開新的思路；同時該成果也是對北京人藝實踐經驗的總結與思考，對劇院建設和管理、導表演舞臺實踐乃至對劇作家戲劇創作都有啟發和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