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師范大學龍秀清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歐民眾宗教生活與社會變遷》（項目批準號為02CSS001），最終成果為專著《中世紀民眾宗教生活》。課題組成員：張日元。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對基督教史作了許多研究，但是，總體而言，我國關于基督教史的研究還剛剛起步，尤其是對中世紀教會史的研究，主要仍限于教會制度史的內容研究，對中世紀教會對民眾生活的實際影響以及民眾對教會的反映的研究基本還處于空白狀態。因此，如何切實描述中世紀民眾的生活與信仰，是我們必須加以重視的。

　　在西方學術界，教會史研究早已越過了制度史的層面，尤其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史的興起和研究視角的下移，“民眾宗教”或“民眾信仰”已成為一門顯學，并對傳統的中世紀觀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傳統觀點對中世紀的評價盡管有差異，或斥之為“黑暗時代”，或贊之為“黃金時代”，但卻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中古文化是“基督教的”或“天主教的”，本質上是一個“信仰時代”。60年代以后，西方學界的看法似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一些學者認為，以前幾代中世紀學者研究的那些文本，只不過是揭開了只占絕對少數的教會精英的觀念，而絕大多數的中世紀民眾是生活在“民間文化”里，各種原始巫術而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主宰著他們的宗教態度與實踐。一些學者甚至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古后期的宗教生活氛圍是“一種幾乎不能稱之為基督教宗教意識的氛圍”。80年代后，這種“創新”引起了西方尤其英國“修正主義”學派的反思，他們對以上兩種極端的看法均不贊同，但如何切實描述與概括中世紀民眾生活與信仰的性質，目前還在進一步探索中。這項成果在這方面進行了有意義的嘗試。

　　對于中世紀基督教化程度的爭議，很大程度上源于對中世紀早期基督教化的看法，因此成果的第一章“傳教與皈依”，就注意以英格蘭為例，探討了基督教與蠻族的交往，重點是研究了教會的傳教策略與蠻族如何接受基督教的問題。成果指出，早期的傳教只是播下了基督教的種子，蠻族接受的只是基督教的一些外在儀式與規范，對信仰層面了解很少。而且，在他們的信仰中，還夾雜著大量的異教成份，所以形成的是一種混合宗教。正因如此，在12世紀初，教宗與教會才需要解決這個問題。1215年拉特蘭第四次大公會議發起的教牧革命，也是要深化俗人對基督教的了解。為此，教宗與各級教會都采取了一系列宣教的措施，對基本信仰加以規范，并力求促進與推動基督教化尤其是俗人對信仰的理解。這是第二章“教牧革命”的主要內容。接下來的第三、四兩章，分別從婚姻與性生活兩方面探討了教會對民眾生活的影響與塑造，但這些內容都只是教會對俗人的一種期望，普通民眾是否并如何接受教會當局宣揚的信仰與規范，則在第五章“俗人宗教沖動”與第六章“圣徒崇拜”中從宏觀與微觀的角度進行了探討。作者認為，在中世紀，教會與民眾生活的關系是一種互動的關系，教會在規范民眾生活的同時，民眾也在有選擇性地接受教會的規范與信仰，這種選擇性也改變著中世紀信仰生活的面貌。

　　這項成果在原有研究基礎上有如下進展與特色：

　　第一，對中世紀基督教化的新理解。與傳統的觀點不同，作者既不同意將中世紀早期的布道看成是完成了基督教化，也不贊同“中世紀沒有基督教化，基督教化只是在宗教改革后才完成的”觀點。他們認為，基督教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世紀初期的基督教化是表面的，它形成的是一種混合信仰。12-13世紀教牧革命啟動后，民眾的基督教化才真正開始，中世紀后期蓬勃發展的行會、教友會、互濟會、俗人修道運動等“俗人宗教沖動”，正是基督教化的結果。當然，這種教化不是一個官方教化的過程，而是民眾自發選擇的過程，因此他們的信仰有著諸多不同于官方信仰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宗教改革對“唯獨信仰”“唯獨圣經”的高揚，也是對本源信仰的一種規范，可以視為基督教化的完成。

　　第二，在研究視角上，強調精英與民眾的互動。以往的研究，均有單方面強調精英制約或民眾習俗的問題。從作者考察的情況來看，以精英為代表的官方教會盡管在極力規范民眾的生活與信仰，但民眾對官方宣揚的信仰與虔誠規制并不是全盤照搬和接受的，而是表現出強烈的選擇性。正是這種選擇性造就了民眾信仰與宗教實踐與官方或精英宗教與實踐方面的某種疏離。可以說，中世紀教會在塑造民眾宗教生活的同時，民眾也在以其自覺性的選擇改變著官方信仰的面貌。無論怎樣，官方信仰與民眾信仰仍同屬于一個信仰共同體，只不過，是一種擁有不同“話語共同體”的信仰共同體。

　　第三，與其他著述不同的是，這項成果的重點不是宗教制度與組織，而是中世紀教會竭力宣揚與控制的那些觀念與信仰，以及民眾的反應方式。成果首先勾畫了這一時期天主教的基本信條，然后系統描述與分析了宗教關懷的各種表現形式的性質與意義，重點討論了中世紀宗教體驗的各種形式，上至正統的教義，下達普通民眾對這些信條的接受與理解程度，進而探討了中世紀是否存在一個一元化的天主教信仰的問題。作者認為，中世紀后期的宗教充滿活力，其原因在于，教會并不是一個僵硬的機制，而是具有極大包容性的，它對民眾自己發展出來的各種虔誠活動不是竭力壓制，而是加以規范，進而將之納入信仰的范圍。這一觀點極富啟發性，對我們對中世紀教會的重新認識具有一定的幫助。

　　此外，這項研究成果利用了不少數據資料和數據統計方法。實證主義不可須臾或離的原則，以及微觀和宏觀相結合的方法，也是它的一個顯著特色。

　　成果的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有助于改善和發展我國世界史學科的西歐史研究，尤其是中世紀教會史的研究。世界史學科對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有著特殊的意義。我國世界史學基礎薄弱，解放后又長期受前蘇聯研究模式的影響，過于概念化和意識形態化，往往用主觀臆斷的理論模式隨意剪裁歷史事實，所以很多歷史著作不免顯得僵化和空洞，甚至有失真之處。中世紀西歐民眾的宗教生活如何與怎樣發生了變化，整個社會又如何隨之發生了變化，我們世界史學科有責任提供一個準確或接近準確的歷史畫面，從而為現實提供一個既有學術價值又有實際意義的參照體系。

　　其二，有利于大力弘揚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底層社會普通民眾的歷史，提倡“由下往上看”的史學，是當前西方新史學的重大趨勢，而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真諦所在。民眾宗教是西方學術界方興未艾的一個新興領域，成果力求吸收他們先進的研究方法，為弘揚和繁榮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作貢獻。

　　其三， 可以為我國民間思想啟蒙提供方法借鑒。我國在改革開放后，翻譯出版了一些西方宗教史方面的書籍，國內也有學者從事此方面的研究，但是時至今日，我們對基督教的了解還只限于制度與思想層面，對于它在社會下層的實際狀況、它內化為民眾信仰的狀況、它對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何影響等問題，我們尚處于一無所知的境地，而這一問題是極為重要的。西歐之所以較快地跨進現代社會，除了經濟的力量，還伴隨著價值觀念的巨大變遷。中世紀普通人宗教信仰變遷中反映出的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遷，是西歐社會轉型的重要因素。反觀中國，近代以來的維新變法，新舊沖突中的腥風血雨，搞得轟轟烈烈，但卻無法激動民間社會，所以這些運動就成了曲高和寡的犧牲品。直到今天，民間的思想啟蒙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這項成果對西歐民間社會觀念演進的考察，無疑對我們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