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唐力行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蘇州與徽州———區域互動與社會變遷（16－20世紀）》（批準號為98BZS012），于1998年立項，2004年3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主要成員有：吳建華、徐茂明、張翔鳳、李明、申浩、王健。現將該成果的主要內容摘編如下：

　　區域研究已引起中外學界的高度重視，其中蘇州與徽州的研究尤為引人注目。這項成果在區域研究的基礎上，進而關注區域之間的相互作用，認為任何區域的發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會與其他相關區域發生人員、經濟、文化等的交往與互動。一方面，各個區域的地理、物產、區位、交通、文化、乃至經濟社會結構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另一方面,區域之間的互動互補也是各區域形成并保持這些特點的必要條件。因此區域互動關系的研究必將把區域研究引向深化。該成果在對蘇、徽兩州區域研究的基礎上，著重對這兩個區域間的互動加以考察，進而探討了區域互動對兩地的發展以及整個江南[1]社會變遷的影響。　　一、蘇、徽兩州的區域特點

　　蘇州與徽州雖同在江南，其地理、區位卻迥然不同。蘇州東有大海，西有太湖，運河傍城而過，乃長江沖積平原和太湖水網平原地區。江南大運河開通后，優越的區位和地理條件，使蘇州成為唐朝江南的雄州。宋時，全國經濟重心南移，“蘇常（州）熟，天下足”[2]，蘇州被稱為“天堂”，逐漸成為江南經濟文化的中心以及全國財貨集散、轉運和信息交流的中心，有狀元、優伶為蘇州土產之說。

　　徽州屬內地山區，“險阻四塞幾類蜀之劍閣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顧，中世以來兵燹鮮焉”[3]。考察徽州的地理環境，不僅要注意到它的封閉性，還要注意到該區域整體所處的地理位置。徽州山區毗鄰江浙平原地區，隨著江南開發以及戰亂向江南平原地區蔓延，中原士族南遷的避難地便因地理之便而逐漸深入徽州山區了，中原宗族制度得以在多山的環境中長期保存下來。多山的地理環境，同時也造成徽州物產的瘠薄。徽州人只有用當地山產竹、木、茶、漆及新安四寶筆、墨、紙、硯來換取糧食，因而徽州人自古就有經商的傳統。宗族與徽商可以說是徽州的兩大土產。

　　二、蘇、徽兩州的區域互動及影響

　　歷史上蘇州的發展總是比徽州要領先一步。從經濟上來說，早在漢武帝時，蘇州已成為“東南一都會”[4]，而當時的徽州乃是山越居住的蠻荒之地。從文化上來說，《吳郡志》載，唐肅宗時，由于官紳倡導文化，蘇州一改六朝之前吳人好劍尚武之俗。而徽州文化由尚武至尚文的變化要慢一步，直至宋代才實現。兩地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位差，造成兩地基本的流動方向是從徽州到蘇州。

　　成果在對兩地作比較時，不是局限于兩地經濟文化表象的簡單羅列，而是從區域間相互溝通、相互作用、相互知覺這三個層面出發，在這個相互聯系的統一體里展現兩地經濟、文化和人的互動。

　　1.蘇州與徽州的相互溝通

　　如果從地圖上看，蘇州與徽州的直線距離僅為270余公里，應該說是相鄰相近的。但兩個區域的互動并不便利，因陸路交通十分困難，水路就成了兩地互動的主要通道。但徽州的河流與蘇州不同，蘇州的河流平緩、四季盈盈，而徽州的河流湍急、季節性強，從而形成難進易出之勢。徽州至蘇州的水道有二：北可由青弋江至蕪湖，順長江而下，在鎮江入運河抵蘇州。東由新安江至杭州，再轉入運河至蘇州。千百年來徽州商人不避艱難，或攀行于山間鳥道，或挽舟逆水而行，將徽州與蘇州溝通起來。

　　蘇州與徽州兩地自古以來就有密切聯系。北方移民多由吳地或經由吳地沿新安江進入徽州[5]，給徽州帶來中原及吳地的文化。可見，蘇州、徽州最先的互動是由北向南互動的繼續，是在江南范圍內的東西向的互動。這種互動，主要體現為逃避戰亂的中原移民對徽州的經濟與文化的開發。

　　而由徽州鄉村向蘇州都市的自西向東的移動，則稍遲于東向西的移動。其原動力則主要為經濟因素。“吾邑之不能不賈者，時也，勢也，亦情也”[6]。萬歷年間鹽政改革，徽商壟斷淮鹽與浙鹽兩大鹽場，積累巨額資本，這為徽州人進軍江南經濟、政治、文化中心——蘇州，從而形成兩地密切互動創造了條件。閶門外二十里的街市，是蘇州最繁華的商業區，也是徽商的天下，蘇州與徽州互動的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強。

　　蘇州與徽州兩地的互動，是沿海與內地的互動、平原與山地的互動、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落后地區互動，這就決定了互動的媒介主要是依靠內地、山地和落后地區的居民——主要是徽商來充任。

　　2.蘇州與徽州的相互作用

　　在16-20世紀的傳統中國社會轉型期，蘇州與徽州互動互補，交往密切。在互動的第二個層面——相互作用上，其總的趨勢是：在經濟上，蘇州是江南的經濟中心，并孕育資本主義萌芽；財力雄厚的徽商將巨額的商業資本匯聚到蘇州，大大增強了蘇州的活力。在社會發展上，蘇州隨人口和經濟發展經濟結構漸漸變動，承接著傳統的經濟優勢，自發、緩慢地發生社會轉型，徽商的經營活動客觀上推動著蘇州等地的社會轉型。徽商在蘇州異常活躍，獲取大宗商業利潤。其商業利潤輸回徽州，卻加固著徽州宗族社會的舊秩序；徽州由于宗族制度普遍存在，束縛了社會轉型。在文化上，蘇州和徽州都是儒學發達之地，清代又以吳學和皖學相對峙，教育、科舉昌盛，人才輩出。徽商把蘇州等大都市的經濟文化信息和生活方式輸入徽州，使徽州社會經濟發生變動；同時，徽商把徽州深厚的宗族制度和文化帶到蘇州等大都市，凝入經濟和社會生活之中，一些徽州的精英也在蘇州定居下來。成果從九個方面（蘇州與徽州的家庭-宗族結構、婦女、宗族、教育文化、市鎮、基層社會控制、基層社會保障、民俗風尚、民間信仰等）對蘇州與徽州在相互作用過程中異向發展的具體表現做出了比較。

　　3.蘇州與徽州的認知作用

　　作為蘇州與徽州互動的媒介，徽商來到五方雜處、市曹繁榮的蘇州后，他們希望為蘇州人所認同。徽州人在蘇州經商，以儒商自居，講究以義取利的長久之道，但良莠不齊，不免有欺詐和刻薄的行為，引起蘇州人的反感。所以徽商力圖改變蘇州人對徽州人的認知。士大夫是社會輿論的中心，徽商在蘇州十分注意與士的交游。歙縣潘之恒，經商蘇州，“以文名交天下士”[7]。婺源李賢，“樂與賢大夫親，故隨所在，吳士大夫咸愿與之游”[8]。徽商與文人相交而相知，這對他們融入蘇州社會和經營活動是很有好處的。蘇州文人對徽州真正深層的認知，是在親臨徽州大好山水之后。《歙事閑潭》云：“王弇州先生來游黃山時，三吳兩浙諸賓客，從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鮮有能敵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聞其至，以黃山主人自任，僦名園數處，俾吳來者，各各散處其中，每一客必一二主人為館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約各稱其伎，以書家敵書家，以畫家敵畫家，以至琴、弈、篆刻、堪輿、星相、投壺、蹴鞠、劍槊、歌吹之屬無不備。與之談，則酬酢紛紛，如黃河之水，注而不竭。與之角技，賓時或屈于主。弇州大稱賞而去。”蘇州人與徽州人相互的認知越深，則相互吸引力越大，互動越易成功和順暢。

　　蘇州與徽州的互動滲透到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進入社會文化、大眾心態的核心層面。由溝通而相互作用、相互認知，這是一個循環往復而逐漸提升的過程。正是在這一歷史過程中，使這兩個江南小區域不斷走向繁榮，同時又保持了各自的社會發展路向，從而使江南社會呈現多元的局面。

　　蘇州與徽州的互動雖然使蘇州與徽州從16世紀開始走上了不同的歷史路向，但它們的互動，卻共同造成了江南區域社會整體的繁榮。江南作為一個經濟區，就是在互動中形成的。首先是南北互動。商末泰伯、仲雍奔江南，建勾吳，帶來了中原的文明。歷史上北方人民的三次大規模南遷，以及隋朝大運河的開通，江南的經濟在互動中終于趕上（唐末五代）并超過（宋代）北方。南北互動中，江南內部的東西互動也在發展。北方移民進一步向西部山地的移動，江南西部得以開發。明后期以來，長江的重要性日漸顯示出來，東西互動所占的比重增強。蘇州與徽州的互動，造成江南“無徽不成鎮”的格局，徽商在江南的中心蘇州以及江南市鎮造成一個由坐賈、行商與海商（如走私海商汪直等）所構成的商業網絡。這一網絡又使蘇州與徽州的互動、平原與山地的互動，帶動起江南與大海（世界市場）的互動，從而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破土而出。蘇州與徽州的互動，江南山地、平原與海洋的互動造成了江南的繁榮，使16世紀以來的江南始終在全國居于領先一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