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鄭師渠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批準號為：91BZS029)，于1991年立項，2004年5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現將該成果的主要觀點和基本內容摘編如下：

　　學衡派是活躍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個文化團體，對當時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然而，由于它的文化思想徘徊于歐化與國粹之間，對新文化運動多持批評態度，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被視為守舊勢力而倍受冷落。而《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對學衡派文化思想的幾個方面進行了探討。

　　一、學衡派的文化觀

　　學衡派文化觀的哲學基礎是柏拉圖的“一多、兩世界”。學衡派文化醞釀的思路是，在堅信文化具有世界和歷史統一性的基礎上，強調文化發展中的選擇原則，以選擇使其趨于止于至善的理想主義。這種理路既反映其文化醞思具有開放的特性，與一般偏狹的東方文化論者劃開了界限；又反映其重視傳統和文化的民族個性，而與全盤西化論者異趨。但是，學衡派終究受柏拉圖“理念世界”的影響，上述統一性在于道德理想主義。學衡派對時人重功利與物質意義，輕忽精神價值深感憂慮，強調理想人格與學術系統互為表里，這就為自己“客觀的道德理想主義”規定和安頓了固有的文化家園，其摯愛傳統文化是合乎邏輯的。學衡派將人倫精神和理想人格作為中國文化傳統中具有永恒價值的東西，認為它構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石”。學衡派認為惟有弘揚民族精神,“以人格而升國格”，才能使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得以“重建民族的自尊”。實際上，這是在新文化運動揭橥的科學與民主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中國民族的復興必須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學衡派是否像有些學者所說的“反動”、“守舊”呢？結論是否定的。這可以從學衡派與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對以下三大問題的分歧中看出來：其一，新舊文化的關系問題。學衡派與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們一樣主張發展新文化，但是二者于學理上產生分歧，后者強調超越傳統，破舊立新；前者則強調繼承傳統，推陳出新。也因此之故，二者互有得失。其二，中國的禮教問題。學衡派對新文化運動抨擊“禮教吃人”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他們強調禮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禮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范疇。其三，關于孔子的評說。針對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口號，學衡派堅持高度評價孔子的歷史地位，強調孔子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世界文化偉人；同時，他們又反對神化孔子和尊孔教。上述見解是合乎邏輯的，即便從今天看來，也應當說是正確的。他們的缺憾在于未能意識到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激烈反孔，意在推倒成為千年封建專制統治護身符的孔子偶像，以促進國人的思想解放。從這點上說，學衡派在政治上失之幼稚。　　二、學衡派的文學思想

　　“文學是人生的表現”，這種觀點構成了學衡派文學思想的基礎。由是他們從中引出了三個值得重視的見解：其一，文學不可能脫離時代；其二，文學與政治相輔相成；其三，文學創作必然包含著主客觀的因素。從為人生的文學出發，學衡派強調從事創作的作家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學素養或稱文學的諸要素：社會責任感、善于觀察與理解人生、文學藝術的修養。學衡派對于文學創作規律的探討，也涉及接受美學的理論問題，認為成功的文學作品須有杰出的作家與聰明的讀者兩個條件，二者兼具作品才能流傳。從總體上看，學衡派從兩個層面上探討過文學價值的判斷問題：首先，從內容的分際上，探討文學作品的久暫；其次，從作品內容與藝術形式的關系上，探討道德標準與藝術標準的分際。學衡派的文學思想雖然存在著道德化的傾向，但又包含著合理的內核，即強調文學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學衡派與新文學運動的分歧，如文白之爭、新舊詩之爭，多屬學理之爭，得失互見，理有固然。后期學衡派的文學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肯定新文學，歸趨于平實。斥學衡派為反對新文學的守舊派的傳統論點，有失簡單化。總之，我們應當肯定學衡派的文學思想本身就構成了新文學發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三、學衡派的史學思想

　　學衡派對于西方史學思想的變動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其一，關于史學的新觀念。學衡派指出：考證史料僅僅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釋史事之原因變化與結果之由來，以及與過去及未來之關系。其二，關于擴大史學研究范圍的新觀念。學衡派不贊成舊史學偏重政治史的弊端，認為它不足包括人類活動的全部，歷史范圍當無所不包。學衡派十分贊成新史學派的觀點，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一是明歷史的因果關系，彰往而察來，助益社會進化；二是開拓人們的時空觀念，以形成剛健篤實、勇于進取的精神，多識前言往行，增進道德情懷；三是見先賢功業，培養國民的愛國心。學衡派既肯定歷史學認識的相對性，但是并不懷疑歷史學的科學性。綜上所述，學衡派的史學思想實現了從實證主義傳統到新史學的轉換，反映了他們得風氣之先，對于中國史學發展趨勢的總體把握富有前瞻性，包含著宏富的內涵與巨大的歷史合理性。

　　四、學衡派的教育思想

　　學衡派眼中的教育功能包括養成“治事治學之能力”和 “修身之志趣與習慣”。二者并重，缺一不可。學衡派所謂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新時代的國民，而其中又突出了品德與愛國主義的教育。它不僅反映了對歐戰的反省，而且反映了對國情的深思。學衡派突出能力培養。而要實現這一點，在教育思想與教育觀念上必須注意以下幾個問題：其一，注重宏通教育，避免學生的知識結構失之偏狹。其二，“適應學生個性”，即課程結構、人才培養的規格不能模式化，而是因才施教，人盡其才。其三，注重教學方法和學生的科研訓練。學衡派提出“國民教育職業化”的構想。這就是說，初等教育除了教書外，還應當增加謀生的技能。高等教育必須進一步提高水準。大學教育，既貴專精，尤貴宏通，學生應有更多自由講習研求的機會。為此，專業設置不能太多。學衡派從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健全的人格，即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國民這一根本的教育理念出發，強調學校教育應突出學生的能力培養，并進而提出了尊重學生的個性發展，改革現有的學校課程結構，注重文理滲透，開拓學生的視野，優化知識結構等主張。在今天看來，也不乏借鑒的意義。當然，學衡派的教育思想也存在對其時的政治變動過于漠視，不免就教育談教育，故其強調培養健全的人格雖不乏合理性，但難以實現。

　　五、學衡派的道德思想

　　學衡派的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其倫理道德，即“道德為體，科學為用”的主張，著意強調人類在物質文明日進的情況下，當守護精神價值，懷有追求至善境界的精神家園和終極關懷的重要命題。不論人們贊成與否，學衡派的道德思想在其時畢竟成一家之言，尤其是他們所倡導的抽象道德理念和道德的宗教信仰，以及以此為鵠的的君子精神，有力地彰顯了時人對于人文精神的訴求。學衡派的道德思想是歐戰后出現的世界范圍反思現代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新思潮涌動的產物，雖因時代的落差，就當時的中國國情而言，不免過于理想主義，但它畢竟有著合理的內核，歷久而彌彰。

　　學衡派文化思想不僅是中國近代文化史的重要課題，而且更是深入研究20世紀20——3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思潮變動所必需的，它開拓了人們的眼界，豐富和推動了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發展。不僅如此，學衡派所反復強調的，在人類社會追求進步與發展的過程中不容輕忽人文關懷的重要命題，無疑又具有可貴的前瞻性。在人們訴求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呼聲日高的今天，其內在的合理性愈加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