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學陳峰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唐宋武將制度變遷研究》（批準號為01BZS005）,最終成果是專著《北宋武將群體與武將政策研究》。課題組成員有：楊希義、賈二強、張明。

　　在中國歷史上，武將與文臣作為王朝政治的兩大支柱，共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謂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尉繚子·原官篇第十》）唐太宗更指出“文武二途舍一不可”（《帝范》卷四），這說明武將在古代中國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相比文官士大夫方面的豐碩研究成果來說，對武將群體的探討比較薄弱。該成果圍繞北宋時期武將群體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

　　一、北宋武將群體的構成與主要類別的劃分

　　北宋武將群體的出身構成較文官更為復雜，包括武將世家、軍班行伍、潛邸親隨、外戚成員、文人及文官從軍、武舉選拔、宦官、蕃將、吏人、宗室及其他等等。但其中武將世家、軍班行伍、潛邸親隨及外戚成員等四類人員最為重要，是北宋各個時期武將群體中的主要力量。而武將世家和軍班行伍在數量上又占據多數，并在軍事活動中發揮著主要的作用。

　　二、北宋武將群體主要類別的表現及素質分析

　　在北宋武將群體四個主要類別表現與作為中，將門世家、軍班行伍出身者雖然存在著自身的諸多問題，如武將世家中存在依賴家門的問題，軍班行伍出身者在文化素質上存在先天不足的弱點，但發揮的作用最突出。前者在北宋知名武將構成中所占比例最大，后者居其次。在潛邸親隨和外戚成員中，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往往能身居高位，成為武將群體中的權貴勢力。但其能力和素質也明顯低下，故不僅罕見名將，而且絕大多數能力低下，品行低劣。而在四大類別武將之外，文人為將者在軍隊中的總數雖然不多，但由于普遍素質較高，表現過分拙劣者有限。從北宋武將群體整體上看，其素質水平出現了下滑的趨勢。

　　三、北宋武將任職情況和角色地位的變遷

　　在北宋樞密院中，由于實行“崇文抑武”方略及“以文馭武”政策，武將出身者日益受到排擠。從宋真宗朝以后，武將在樞密院長任中的比例不斷下降，特別是從宋仁宗至和三年以后，武官基本上被排擠出樞密院。北宋樞密院中武將遭受壓制和排擠，以不知兵略的文臣長期主掌最高軍事決策，便不能不對當時的國家武備和邊防產生頗大的消極影響。

　　北宋時期，禁軍最高統帥機構—三衙，完全是由武將統管的機關。但在“收兵權”的政治原則下，三衙受到樞密院的控制和制約。因此，三衙將帥并無獨立指揮和用兵的權力。隨著抑制武將方針、政策的不斷推行，不僅三衙將帥的權威及地位逐步下降，而且三衙將帥在出征和鎮守地方時也完全淪為文臣統帥的下屬和部將。

　　在北宋地方統軍系統中，武將群體的角色也經歷了一定的變化。其中在北宋前三朝，武將是出征和鎮守各地的各級指揮者。到宋仁宗朝對西夏開戰后，文臣以方面統帥身份逐漸控制了邊防前線及重要地區的統軍權，武將則退為其副職和部將。北宋武將在地方統軍體系中的這一角色變化，同樣表明當時武將群體地位的降低。

　　四、北宋推行“崇文抑武”方略的過程及其影響

　　北宋時期，“崇文抑武”最初被確立為重要的治國方略之一，是統治集團對唐末五代軍閥分裂割據、“武人跋扈”歷史經驗的汲取。但隨著不斷地被加以推行、貫徹，并與“將從中御”相融合，而派生出“以文馭武”之策，則是矯枉過正的結果，也是北宋專制皇權與文官士大夫集團利益結合的產物。受這一基本治國思想和方略的影響，北宋社會的價值觀發生較大變化，出現了突出的歧視武將和從軍的觀念，于是以往“投筆從戎”的現象大致上消失，文臣與武將之間也出現明顯的鴻溝，極大地打擊了武將群體，致使其從精神到素質都趨于退化，從而對北宋邊防造成嚴重的后果。如元人所謂：“宋恃文教，而略武衛。”

　　五、北宋實行的武將政策和相關制度的演變

　　北宋歷朝統治者出于防患未然的考慮，高度重視對武將的駕馭，遂形成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馭將之策。宋太祖朝的馭將之策關鍵在于區別對待。即對掌握京師衛戍重任的禁軍將帥，采取嚴密的防范和控制手段，對舊藩鎮則采取打擊的態度；但對出征、邊防守將采取重用和優待的態度。另外，對高級將領的一般違法行為往往采取寬恕的處理辦法。宋太宗朝則對武將普遍采取打壓態度，將壓制、束縛和收買、縱容相結合，既鉗制又放縱。對失職武將，包括重大軍事行動失敗的將帥通常放縱。此外，還開始嘗試“以文馭武”。到宋真宗朝及以后，在沿襲宋太宗朝馭將之策的基礎上，逐漸推行和貫徹“以文馭武”方針。這種馭將之策的長期實行，對軍事實力和邊防都產生了消極影響。宋人葉適痛心地指出：“而本朝之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于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為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士氣日惰，人才日弱……”（葉適《水心別集》卷一二《法度總論二》）

　　六、北宋武將政策所產生的社會影響

　　北宋“崇文抑武”方略及“以文馭武”之策的長期實行，對維護專制統治秩序發揮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北宋時期，始終未能釀成全國性的內亂，所謂“有外患而無內憂”。較長時間安定的內部環境，士人能享受相對較多的自由，都與“崇文抑武”的大氛圍有關。這對促進經濟和文化科技的發展，無疑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陳寅恪先生即有“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的見解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但與此同時，武將群體受到極大的束縛和壓制，其用兵作戰能力無法得到正常發揮，武將角色應有的自信、果敢精神日益萎縮，懼戰氣氛彌漫于軍營上下。由此還造成“崇文抑武”風尚和價值觀在社會上的盛行，從軍衛國的意識沒有其應有的地位。于是，秦漢以來那種勇于進取，積極開拓及尚武的精神失落了。正因為如此，宋代雖不乏朝臣和文士“論兵”、“議邊”以及“選將”的議論，但終究是隔靴搔癢，無濟于事。這便不能不在一個重要方面降低了軍隊的戰斗力，從而對北宋邊防造成了嚴重的傷害，致使在御外戰爭中長期處于被動挨打的境地。后世即稱北宋“聲容盛而武備衰”，可謂一針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