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李華瑞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王安石變法研究史》（項目批準號02BZS00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課題組成員：水潞。

　　該成果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時期否定王安石變法的由來和發展，元明清時期對王安石變法的評議和20世紀中國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的學術史；對影響南宋以來最高統治者、理學家、浙東學派、史家、四庫館臣、士人、近現代學者及其各類官私史籍和研究論著認識、評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價值取向，從政治因素、學術思想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等理論層面，作了詳細的剖析和詮釋。

一

　　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議可分為史家和思想家兩大類，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 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是從南宋至晚清絕大多數史家及思想家評論王安石及其變法的首要觀點。而這個觀點的出籠恰恰是與南宋初期的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封建時代官方定論。

　　（二） 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之后，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荊公新學被斥為異端邪說既與理學與新學在南宋的消長有關，更是理學家們自南宋初期以來不懈批判貶抑的結果。其后，理學被元明清定為一尊的統治思想，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

　　（三） 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作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但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這種一致的思想根源是南宋以后評議者與當年的反變法派所持的理論根據都是傳統儒家的經濟教條“子罕言利”或“義主利從論”。

　　（四） 南宋以后，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這幾項新法之所以得到較多地肯定，是與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多被元明清陸續延行分不開。

　　（五） 蔡上翔說自南宋以來，“荊公受謗七百有余年”，但其中間也有為其表襮辯誣的，給予王安石個人品質以高度評價。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后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二

　　20世紀前半葉，運用近世科學的觀點和方法重新評價王安石及其變法，大致與出現相對獨立的宋史研究一樣，亦始于二十年代。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梁啟超給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評價。其后雖然研究者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如變法的時代背景、動機、指導思想、代表的階級，諸項新法的利弊，反變法派與變法派的斗爭，變法的社會效果及意義，變法失敗的原因及經驗教訓等。但梁啟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人所遵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

　　20世紀初對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評議一改數百年之否定而為肯定，實際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反映著20世紀前50年的“社會氣候”，這有以下幾方面的表現：

　　首先，當梁啟超奮起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之時，中國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王安石富國強兵的思想自然會與梁啟超等人主張通過變法改良以圖中國強大的思想聯系起來，因而梁啟超等人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肯定，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要求改變屈辱現狀的學界的一種共識。

　　其次，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特別是他的民生主義與王安石的變法思想多有吻合之處。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對二三十年代的王安石變法研究，所產生的直接影響主要表現在：雖然研究者對王安石諸項新法的實施及作用有不盡相同的看法，但在肯定王安石的“權制兼并，均濟貧乏”的變法思想上則是絕對的一致。

　　第三，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為其訓政尋找歷史經驗和教訓而倡導研究王安石變法，這種官方的提倡和肯定態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當時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的價值取向。

　　第四，二三十年代傳入我國的社會主義思潮對重新認識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思想觀念的轉變影響最大。王安石及其變法的研究者在用馬克思主義學說進行重新評價時，一般地會呈現出兩種情況，一是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的諸項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的先行者；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考察事件的王安石及其變法。

三

　　20世紀后半葉，特別是后20年的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據不完全統計發表論文約九百多篇，出版專書約80余種。由于新中國成立以后，實行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都與20世紀前半葉有很大不同，因而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評議也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史學研究領域占據支配地位。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史學工作者對王安石及其變法進行了再評價。雖然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肯定性評價，但因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運用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和時代上與以梁啟超為代表的20世紀前半期的肯定又不盡相同，這種不同表現在：

　　1．以斯大林五個社會形態理論把中國歷史分成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五個歷史時期，兩宋處在封建社會階段，因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以社會主義思潮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行為比附王安石新法的觀點受到批判。

　　2.根據社會形態理論的基本觀點,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雖然漫長，但在它的后期也產生了瓦解封建社會的新因素——資本主義萌芽，而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前提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因而商品經濟是否發展或發達，是否促進商品經濟，就成為衡量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程度和檢驗封建國家的政策、法規以及學術思想是否進步的試金石。這幾乎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討論中國歷史上經濟、財政的一個理論范式，當然，對王安石諸項新法的評價也不能例外。因而20世紀后半葉特別是80年代以后，圍繞王安石新法是否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成為研究者肯定和否定雙方論爭的主要焦點之一。

　　3． 階級與階級斗爭學說的消長，也直接影響著王安石變法研究評價標準的變動。眾所周知，20世紀50－70年代，階級與階級斗爭學說是判斷歷史問題的基本準繩，“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慮具體環境里，哪一個階級的運動是可能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因此，王安石變法代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便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雖然論者的觀點、立場不盡相同，但“中小地主進步論”是這一時期評議王安石變法的主流看法。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的大政方針和理論有了重大改變,隨著階級斗爭學說退出歷史評價的主導價值體系，王安石變法研究出現了一個明顯的新動向，即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變法派與反變法派之爭不再是階級路線之爭，而是政策性的分歧。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始終是20世紀研究王安石變法中最受關注的問題。雖然在三四十年代已有多種意見，但是一般多把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為階級利益的沖突和缺乏廣泛的階級基礎。五六十年代則從階級斗爭的角度把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二點:一是變法派缺乏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團反動勢力的強大。進入八十年代以后，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觀點受到冷遇，討論變法失敗的原因大都轉向從變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變法過程中出現的蛻變以及王安石的個人品質中去尋找。

　　4．馬克思在總結西方哲學史時,以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作為哲學發展的基線的方法,也被引入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領域,王安石的新學、變法思想，被劃入唯物主義哲學范圍受到全面的肯定，而司馬光及程朱理學作為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受到批判和否定。改革開放以后，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思想均被作為中國歷史上的優秀文化遺產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其研究成果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