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師范大學傅永聚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二十世紀中國的儒學研究》（批準號為02EZS003），最終成果為21卷本《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系》。課題組成員有：韓鐘文、楊蔭樓、李紹強、張濤、李孝弟、曾振宇、趙利民。

　　一

　　《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系》（以下簡稱《大系》）是一部系統總結20世紀中國儒學研究成果的大型叢書，共有21卷，通過選編百年來學術界研究儒學的代表性論文、論著，全面反映中國儒學研究的學術成果及學術水平，為進一步研究儒學提供一部比較系統的學術文獻。

　　《大系》采用有述有作、述作結合、相輔相成的編纂思路，集文獻選編、專題研究與總體反思于一爐，每分卷由三個部分組成：一、導論；二、正文，代表論文、論著選編；三、目錄索引。導論部分是“作”，每卷導論是本專題的研究論文，對本專題作了系統的回顧與反思，21卷分別為《孔子研究》、《儒家學派研究》、《儒家經典研究》，《現代新儒學研究》、《儒家哲學思想研究》、《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儒家倫理思想研究》、《儒家美學思想研究》、《儒家文藝思想研究》、《儒家教育思想研究》、《儒家文化思想研究》、《儒家管理思想研究》、《儒家宗教思想研究》，《儒家經濟思想研究》、《儒家史學思想研究》、《儒道比較研究》、《儒釋比較研究》、《儒學與西方哲學》、《儒學與實學》、《儒學傳播研究》和《日本韓國的儒學研究》。此21卷導論實際上是21篇專題性的學術論文，合在一起是一部百萬字的《20世紀中國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的學術專著，體現了《大系》編纂者獨特的學術思想。正文部分精選了本專題有代表性的或學術價值較高的文章，編撰者對每篇文選的作者生平與學術思想均有簡介，對選文有簡明的導讀。21卷文選約1000萬字，集百年儒學研究文獻之大成，目錄索引精選了百年來與本專題相關的論著、論文目錄，系統地反映了本專題儒學研究的學術歷程，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有參考價值的專題文獻目錄。相對于導論部分而言，文選、目錄索引部分是“述”。《大系》三個部分有著各自的意義與作用，又互相聯系、相輔相成，構成一個整體，使《大系》真正成為20世紀中國儒學研究的“百年鑒”。

二

　　《大系》從多個層面上展現了中國現代思想史復雜、豐富的精神歷程。儒學猶如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導源于洙泗，經過二千五百多年生生不息的流淌，從曲阜、鄒城一帶奔向中原，匯成波瀾壯闊的江河，流向整個中國，傳播東亞、輻射全球，澤惠萬方。儒學曾是中華文化的主流，對中華文化的各個層面產生著巨大而又深遠的影響。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或民族心理結構的形成與發展，都與儒學的長期影響及精神積淀有著密切關系。儒學向東亞各國的傳播及影響，東亞諸國如日本、韓國等對儒學的接受及本土化，使儒學成為東亞文明的精神內核。但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以至東亞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境遇之中，西方文化潮水般的涌入，中國社會、文化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從傳播文化向現代文化急劇轉型，儒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著空前嚴峻的挑戰，也遇到再生、復興或現代化轉換創造的機緣。

　　從19世紀末至21世紀初，百年來，中國的學術界、思想界與政治界圍繞著孔子、儒家及儒學的命運、前景問題展開了廣泛、持久的爭鳴，而這類爭鳴又直接或間接地同現代文化、思想、學術諸方面的爭鳴交織在一起，涉及中學與西學、新學與舊學、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西化與華化、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保守與革命、以農立國與以工立國、文明沖突與文明對話、西方智慧與中國或東方智慧等等論題，使有關儒學的爭鳴遠遠超出中國儒學史的范圍，成為20世紀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可以從一個側面展現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思想、文化現代化的精神風貌。

　　對百年來中國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有一奇特的思想文化現象值得重視。活躍于20世紀中國思想界、政治界、學術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或思想精英，都不同程度地介入或參與了有關孔子、儒家及儒學的爭鳴。如自由主義者嚴復、胡適、蔡元培、殷海光、張灝等，國粹派章太炎、鄧實、黃節等，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吳稚暉、朱謙之等，三民主義者戴季陶、陶希圣、陳立夫等，東方文化派杜亞泉、錢智修等，學衡派梅光迪、吳宓、湯用彤、陳寅恪等，現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杜維明、劉述先等，新啟蒙的代表人物張申府、王元化、新士林派代表人物羅光，以及現代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美學家如馮友蘭、賀麟、柳詒徵、顧頡剛、錢穆、傅斯年、張東蓀、雷海宗、朱光潛、宗白華、蕭公權、潘光旦、費孝通、張岱年、龐樸、李澤厚、湯一介等，還有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李達、郭沬若、范文瀾、嵇文甫、侯外廬、任繼愈等，都參與了有關儒學的爭鳴，并在爭鳴中形成思想的分野，對儒學的命運、前景作出了不同的預測。從總體趨向看，百年儒學的歷史大致沿著兩個方向演進：一是儒學精神的新開展，使儒學于困境中、危機中得以延續、再生或創造性轉化；二是從文化學術思想的維度研究儒學，包括批判性研究、詮釋性研究、創造性研究在內，突破了經學時代的研究范式，使儒學研究成為現代思想學術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現代性的特征。由于20世紀中國是以“革命”為主潮的世紀，學術研究與政治革命、文化思想與意識形成的關系特別密切，有關孔子、儒家與儒學的爭鳴常常烙上政治革命、意識形態論戰的烙印，批判論者、詮釋論者與復興論者的百年大論爭，往往超出學術研究的范圍，思想爭鳴的復雜性、豐富性遠遠超出了唐宋之際、明清之際，且具現代性或現代精神的特色，堪與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媲美。《大系》的編纂目標，就是為了反映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這最壯觀的一幕。

　　牟宗三在《生命的學問》中指出：“察業識莫若佛，觀事變莫若道，而知性盡性，開價值之源，樹價值之主體，莫若儒”。儒學曾是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古代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之道”。儒學統攝哲學、宗教、倫理、政治、藝術、教育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品格并形成關懷現世人生的人文精神，從一個人的生存方式，到家、國、天下秩序的構建，都在儒學關懷與實踐的范圍之內。因此，在古代中國，儒學成為一套全面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體系。然而，進入20世紀，出現了類似唐宋之際“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的危機，儒學又陷入困境之中。唐君毅以“花果飄零”、余英時以“游魂”形容儒學危機之嚴峻，張灝則稱這是現代中國之“意義危機”、“思想危機”。美國學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以“博物館化”象征儒學生命的終結。但從百年儒學的精神開展與儒學研究的軌跡看，儒學的生命仍然如根深蒂固的古老大樹一樣延續著，其精神并沒有象列文森所喻的“博物館化”。百年儒學的歷程雖曲折艱難，時興時衰，但仍是薪火相續，慧命相承，間有高潮，跨出本土、傳播世界，在三四十年代有“貞下起元”之象，在八九十年代又有“一陽來復”之運，至20世紀、21世紀之際，儒學不僅成為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寶貴的文化資源，而且成為一種國際性的思潮，在全球性的“文明對話”中及“全球倫理”的構建中充當重要角色，為人類重建文明秩序提供可資吸納的智慧，并將在人類的“新軸心時代”發揮其獨特的價值與貢獻。近20多年來國內、國際思想界、學術界對“儒學的第三期發展”或“儒學與文化中國”、“儒學與21世紀人類文明”、“儒學與全球倫理”等論題的關注及爭鳴，已證明了所謂儒學“博物館化”的觀點是不符合事實的，儒學的生命仍然充滿活力。因此，《大系》對20世紀儒學的總體回顧與反思，不僅僅是歷史性的課題，而且也是一項具有現實性、前瞻性的課題。

三

　　20世紀中國儒學研究，從總體上分析，研究者已突破了經學時代的研究范式，“援西學入儒學”，參照西方近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建制、學科分類及研究方法，對儒家六藝之學以至經學進行改造，或作新的分類與詮釋，從而使儒學研究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現代性的特征，即使以復興儒學為職志的現代新儒家也不例外，這是傳統儒學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條件下實現創造性轉化的標志。古代的儒家學術精神以宏博、會通、綜合為特色，“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有“通儒”、“通人”之學的稱謂。而自19世紀以來，確如錢穆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序中所說：“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實質上此學術轉型乃學術現代化的特征。馬克斯·韋伯、涂爾干及哈貝馬斯等人分析現代化及其對學術的影響，都強調合理化、專業化與職業化的問題。韋伯在《學術與政治》中指出：“學術已達到了空前專業化的階段，而且這種局面會一直延續下去。”處于社會、文化轉型的儒學研究，移植、參照與改造西方的學科建制、學科分類、研究方法及概念、范疇、命題與原理等，突破儒家的六藝統攝一切學術的“通儒之學”的界限，對儒學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就成了百年儒學研究的基本傾向。即使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陳寅恪、錢穆、湯用彤、馮友蘭、金岳霖、賀麟、沈有鼎、牟宗三、唐君毅等大師，深知“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的傳統是可貴的，有“求為一專家，不如求為一通人”的學術志向，但在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的大勢下，仍然以專一、二門學科為主，在專上求會通或旁通。由于“專門之學”代替“通儒之學”乃大勢所趨，儒學也有由“道”向“術”轉變的特征。不少儒學研究者并不是將儒學視為安身之道，而是作為思想學術進行研究。因此，分門別類的儒學研究也是百年儒學研究成果的主要部分，這也是《大系》分21個專題編纂的現實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