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林楓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代中后期的稅收制度研究》（批準號為02CZS003），最終成果是專著《明代中后期的商業稅收研究》。

　　明代嘉萬時期，社會經濟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商業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商品增多、市場擴大、商人活躍，海外貿易又帶來巨額白銀財富，人民生活富庶，社會風氣侈靡。但是，商業稅收在國家稅收總收入中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映，商業稅定額表現出很大的不合理性，嚴重影響政府稅收。商業稅收定額的不合理之處主要表現為：第一，社會生產發展，國內市場擴大，商人活躍，商品交流頻繁，為商業稅的課征提供了充裕的稅源，但商業稅不受重視，稅入十分低下，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表現尤為明顯。第二，官鹽銷售不足，鹽稅收入亦低，但鹽商以私鹽買賣牟取暴利。第三，海商獲利甚巨而其稅甚輕，富埒王侯。萬歷時期礦監稅使的大量出現，與商業稅收入偏低從而留下很大增收余地的狀況頗有關聯。稅收制度設計的缺陷，造成政府財政困境的不可避免，并最終導致國家覆亡；另一方面，制度設計的缺陷又為相當一部分人創造了從中牟利的機會。然而，滯留民眾之手的財富并不會帶來原始資本的有效積累，反倒會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一定的不良影響。

　　全書共分六章：

　　第一章主要介紹萬歷前期的商業稅制。首先對商業、商業稅的定義作出界定，作為下文分析的基礎。明代商業稅明確規定以商品為課征對象，實際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商業稅，指的是對所有商業領域課征之稅，包括國內貿易、國際貿易及專賣行業，分為鹽茶稅、市舶稅、狹義商業稅三種。狹義商業稅指的是國內商品流轉稅，可以分為通過稅與營業稅兩類。通過稅即在各水陸要津設立關卡，對通過商品及其運載工具所征之稅，包括鈔關稅、抽分稅、淮安四稅、門稅及其他相關稅種，遵守不重征原則。營業稅包括市肆門攤鈔、塌房稅、商稅等稅種。此外還有雜稅，如魚課、酒醋稅等。通過對各稅種具體征收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的商業稅制已經基本實現了對不同商業領域、不同商品流通環節的全方位監管，體現出一定的科學性，如通過稅的不重征原則，為解決征稅不便而實行的包稅制等，在當時條件下，算得上是一種比較完善的商業稅制。將萬歷初年商業稅入與同期兩稅收入、宋代商業稅入、晚清商業稅入進行比較，萬歷初年商業稅入相形見絀，處于一種相當低下的水平，這與嘉萬以來商業的繁榮景象很不相稱，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商業稅入在國家財政中應有作用的發揮。

　　第二章主要對營業稅進行評價。《萬歷會計錄》卷四三《雜課》、《明會典》卷三五《商稅》兩大序列相對集中地保存了萬歷前期的營業稅資料，其中存在著兩個明顯的問題：內容混亂，數據缺失嚴重。但這兩大序列也并非全無可取之處，它們至少保留了一部分可用的營業稅資料，依據一定的原則對兩大序列進行修正，求出萬歷初年的各省營業稅額。營業稅針對區域商品購銷活動課征，與區域商業關系最為密切，因此，具體考察各省區商業水平，將有助于判別其營業稅定額的合理性。從商業定義出發，商業水平實際上就是市場上商品購銷的數量與金額所能達到的層次，工農業生產狀況、購買力高低、交通條件、專業化生產區域等因素結合在一起，對全國十五個省區商業水平分別進行考量，分成四個不同等級。再將萬歷初年的營業稅額與各省商業水平進行對照，發現各省商業水平與營業稅額之間存在著嚴重的脫節，表現有二：對多數省區而言，商業水平與營業稅額在全國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區商業水平與營業稅額不相稱。造成這種格局的原因主要在于：課稅對象的狹隘，造成營業稅額的普遍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各省區營業稅額與其商業水平的分離；對宋代商稅的機械沿襲，則造成了明代分省區營業稅額與其商業水平在國內地位的不相一致。

　　第三章主要考察市舶稅。嘉萬時期，國內商品經濟的發展，歐洲人東來經商的熱切，促成了東南沿海私人海上貿易的迅速發展。隆慶之后，政府部分解除海禁，開放漳州月港為唯一合法的民間海外貿易口岸。與此同時，貢舶貿易日趨衰落，嘉靖中，僅存的廣州市舶司移駐澳門。其時，在澳諸國番商、夷商已越出朝貢貿易的范圍，大力發展自由貿易，澳門實際上成為外商進出口貿易的合法港口。政府對月港華商、澳門外商實行了有別于貢舶抽分制的新稅制。月港設督餉館，由漳州府佐貳輪流督稅，歲入約2萬兩，全部留充漳州軍餉；澳門由廣州市舶司與香山縣征稅，歲入亦約2萬兩，留充廣東軍餉。本章對兩地貿易額、貿易利潤與稅額之間的比例進行分析，認為：月港開放有限，走私普遍存在，政府課稅對象狹隘，且稅率極低，巨額財富滯留海商手中，國家稅源嚴重流失；政府對澳門外商缺乏有效稅收征管，使利用稅收對葡商所獲巨額利潤進行調節、實現利益重新分配的可能落空。

　　第四章主要考察鹽稅。鹽是一種特殊的商品，洪武初年即陸續設立兩淮等六都轉運鹽使司、廣東等七鹽課提舉司，推行鹽專賣制度。其主要內容是民產、官收、商運商銷。專賣制下，商人納鹽價及各類稅費于官后，鹽就進入了事實上的商運商銷過程，與其他商品無異。鹽稅為商業稅之大宗，歲征約300萬兩，在國家財政中舉足輕重。本章以兩淮鹽運司為例，對明代中后期開中制下的鹽稅征收進行了初步探討。在食鹽的純粹商品性運銷過程中，利潤極高，但是，從事官鹽合法運銷的鹽商，其經營活動是在鹽專賣制度的嚴格監控下進行的，超額利潤、甚至于合理利潤，被政府以種種名目的規費搜刮殆盡。政府制定的鹽稅稅率過高，真正能從鹽業經營中牟利的是不法商人，他們囤積鹽引，販賣私鹽。而私鹽的泛濫，緣于官鹽定額相對食鹽產銷量的低下。政府擴大官鹽銷售的種種努力，在當時的情境下收效甚微。因此，鹽稅總額低于應稅水平，利入私門。

　　第五章考察萬歷中后期商業稅制的變化。萬歷中期以后，商業稅制發生了顯著變化：稅目增多，稅額增加，通過稅、營業稅、鹽稅、市舶稅等均有明顯增長；商業稅征管機構與稅入分配變動，大批礦監稅使駐扎在各省，接收了部分商業稅種的征管權，商業稅入因此進行了重新分配，一半直接進入皇室內庫。礦稅大興，有其內在的深刻原因：明代前期稅收制度的不合理設計，為商業稅增收留下了很大余地，從而為中期而后的礦稅大興開啟方便之門。礦稅大興固然有著自身不可克服的諸多弊病，但是從理性的角度加以考慮，它確實對前期商業稅收制度的不足多所匡正。內臣地位尷尬，為人乖戾，往往為士大夫和百姓所歧視。增加稅額，在崇尚“輕徭薄賦”的國家里本就令人難以接受，一經內臣之手，世人的抵觸情緒就愈加激烈，合理性更受質疑。后來內臣的惡劣行徑，更證實了人們心中早有的想法。稅入內庫，是對國家財政的直接侵掠，在當日財政緊張的狀況下，難免會激化社會矛盾；礦稅大興的最大受益者是礦監稅使及其隨從，明神宗亦或是皇室財政都沒有從中真正受益，明朝的最后覆亡與礦監稅使有著或多或少的關系。

　　通過對萬歷時期商業稅收的脈絡梳理和種種利害關系的闡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在萬歷前后期，商業稅定額表現出明顯的不合理性，嚴重影響了政府稅收收入，政府財政的困境因此不可避免。商稅體制存在的弊端，使得一部分人從中非法獲取了大量好處。藏富于民，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對社會經濟、文明的進步并無實質性作用。重本輕末，造成農業稅在國家稅收中的主體地位，而商業稅卻長時間處于低水平狀態；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興起是通過對農業的殘酷掠奪以積累原始資本、降低商稅以保護和促進工商業的發展來實現的。東西方在稅收的表象上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原因導致了不同的結局，西方迅速崛起，中國卻長期徘徊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