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師范大學經盛鴻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外新聞傳媒對南京大屠殺的態度與報道之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5BZS040），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該成果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如下：

　　一、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最終成果是一部學術專著，共分三編，29章，約105萬字，圍繞1937年8月日軍戰機開始轟炸中國首都南京、11月開始包抄、進攻南京并在12月13日占領南京后實施40多天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對當時日本、中國與西方美、英、德、意等所謂“中立國家”的新聞政策，對各國駐華記者在這期間的活動、思想與報道、評論及其影響，對各國新聞傳媒與南京大屠殺的復雜而深刻的關系等，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與論述。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侵華戰爭中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乃至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大規模屠殺事件。日軍對南京兇猛的軍事進攻與駭人聽聞的戰爭暴行震驚了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南京。各國新聞傳媒更都千方百計地將采訪的重點放到南京，并以自己的立場、觀點、認識進行報道與評論，影響了世界的輿論與各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成為世界新聞史上的重大事件。本專著的內容主要分三個大部分：

　　1、日本的新聞傳媒，在日本軍政當局的嚴密控制與蠱惑人心的法西斯思想灌輸下，淪落為日本侵華戰爭的吹鼓手與南京大屠殺暴行的辯護士。日本軍政當局在侵略中國與南京大屠殺期間，制訂與實施了一整套法西斯新聞政策，全面加強了對新聞媒體的控制與利用。日本隨軍采訪的新聞記者、攝影師與作家中的大多數人，因長期受到日本當局的思想灌輸，喪失了人類起碼的良知，具備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一切思想特征與行為特征，忠實而積極地為日本當局的侵華國策服務：在日軍進攻南京期間，他們吹噓報道甚至捏造日軍的“武功”與勝利，將進行“百人斬”殺人比賽的惡魔吹捧為“英雄”，既以此來鼓舞日軍的士氣，更對中國人民與中國政府進行戰爭恫嚇與恐怖威懾；當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遭到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時，他們則充當了惡魔的辯護士與粉飾工，以種種手法，極力掩蓋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捏造南京“祥和”景象的假新聞，大力報道日軍“對中國民眾友好、恩德”、“保護外國權益”的假消息。戰時日本新聞傳媒的真實性等于零。日本當局的新聞政策，日本新聞傳媒進行的欺騙報道與輿論導向，一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使得日本廣大民眾長期對南京大屠殺這一驚天血案一無所知。但墨寫的謊言終究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由于西方、中國記者的報道與中國難民幸存者的控訴，由于部分良心未泯的日本記者與日軍官兵的揭露，日本新聞傳媒的鬼蜮伎倆最終只能是欲蓋彌彰！

　　2、西方所謂“中立國”的新聞傳媒，在英、美等國與德、意新聞傳媒之間，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與評論發生了日益明顯與日益嚴重的分化。20世紀30年代，美、英等國家是世界上新聞傳媒業最發達的地方，有長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作指導，有眾多的新聞傳媒機構、先進的通訊網絡與大量高素質的新聞傳媒人才，對世界輿論起導向的作用。而當時西方國家設在上海租界等地的新聞傳媒，即所謂“洋商報”，更能直接影響中國的輿論。自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美、英記者將越來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國的首都南京。他們利用其“中立國”記者的身份，以自己親見、親聞、親身經歷的事實，報道日軍戰機對南京的轟炸，報道日軍從上海向南京的包抄進攻，報道中國廣大民眾突然蒙受的巨大災難，報道中國政府的抗戰政策、措施和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在日軍兇猛地進攻南京期間，多名美、英記者深入前線，采訪報道了南京保衛戰的全過程，贊頌了中國守軍的浴血奮戰，分析與抨擊了中國軍事當局在戰略上的失誤與軍事道德的淪落。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實施了嚴格的新聞封鎖。這時，南京城里卻有冒著生命危險留下采訪的五位美、英記者。他們成為全世界新聞界目睹日軍瘋狂大屠殺的唯一目擊者與見證人。他們千方百計迅速報道了他們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實，特別具體，特別震撼人心。當這五位記者被迫離開南京后，更多的美、英記者克服困難，繼續千方百計地報道南京大屠殺。這些美、英記者雖堅守“中立”的立場，但在血淋淋的事實面前，卻能堅持人類的正義與良心，堅持客觀、公正的新聞道德，拒絕日本當局的收買與威逼，真實地報道南京的情況，將日本侵略者的兇暴野蠻與踐踏國際公法得行徑公之于世，在字里行間流露出越來越多的對中國人民的同情與聲援，對日軍暴行的憤怒與譴責。美、英記者率先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震動與強烈譴責，增強了中國人民奮勇殺敵、抗戰到底的決心。這是美、英新聞界對蒙受苦難的中國人民的有力聲援，也是他們對世界新聞史所作的重大貢獻。當然，美、英記者對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開始基本上多是他們個人的目擊報道，十分真實，十分鮮活，但也必然受到個人視野的局限，出現一些差錯是難免的。

　　納粹德國與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對日本窮兇極惡的侵華戰爭與南京大屠殺暴行，不僅沒有表示一點譴責，反而從所謂“中立”日益轉向明顯的偏袒日本；在新聞輿論上，則嚴厲禁止報道南京大屠殺，并威逼曾經歷與目睹了南京大屠殺的德國僑民與外交官“禁口”。從德、意政府與德、意新聞傳媒對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態度上，世界人民與各國政府已經感到一個不祥的信息：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正日益緊密地聯合在一起，在國際政治的角逐中互相支持，在輿論上互相配合，將成為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成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敵人。

　　3、中國新聞傳媒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報道，以強勁的勢頭，后來居上，不僅報道數量日益增多，而且感情強烈，顯示出它獨有的中國特色。當日本發動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后，中國的新聞傳媒也像整個中華民族一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災難與折磨，也顯示了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與威武不屈的斗志，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偉大貢獻！在報道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方面，中國新聞傳媒更是這樣。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在實施嚴密封鎖的同時，對中國新聞傳媒進行血腥的摧殘，因而使得中國各新聞傳媒在很長時間內無法報道這一重大事件。直到1937年12月22日，當從南京血域中出走的五位美、英記者關于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新聞電訊在西方報刊上發表7日后，條件極其艱苦的中國各新聞傳媒才輾轉從上海租界的“洋商報”中得到關于南京大屠殺的比較準確的信息。中國各新聞傳媒的從業人員立即被這空前未有的巨大慘案與數十萬同胞的悲慘遭遇震驚了。他們以極大的悲憤迅速將這慘案加以報道與揭露、控訴。

　　中國新聞傳媒以強勁的勢頭后來居上，不僅報道南京大屠殺的新聞數量日益增多，迅速超過了西方新聞傳媒，而且感情強烈，顯示出它獨有的中國特色：一是大量報道與刊登了許多從南京九死一生逃出的中國難民幸存者的親身經歷與血淚控訴。二是發表了多篇義正詞嚴、聲震寰宇的社評，聲討日本軍國主義的法西斯暴行，聲援苦難的南京難民，呼吁國際援助，號召全國軍民抗戰到底，為死難同胞復仇。這是中國新聞傳媒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報道不同于或者說優于西方新聞傳媒的地方。中國的新聞傳媒，包括國民政府的官方新聞傳媒、中國民間新聞傳媒、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傳媒，互相配合，同仇敵愾，都對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揭露與批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譜寫了中國新聞史上最壯麗的篇章。

　　該成果揭橥的豐富事實告訴我們：新聞傳媒是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強烈的政治性，是一定的社會集團與所謂“國家利益”的集中代表。當它所代表、所服務的社會集團與“國家利益”是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代表了人類的正義、文明、良知與“公法”時，它就會發出正義的聲音，成為社會進步的推動力，贏得世人的尊敬；而當它所代表、所服務的社會集團與“國家利益”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代表了野蠻、暴虐與丑惡時，它就必然會表現得蠻橫、虛偽、無恥，遭到世人的唾棄，最后成為法西斯的殉葬品。

　　二、成果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

　　1．選題具有一定的開拓性歷史研究意義。該成果是中外學術界長期忽略的重要課題。由于史料及翻譯等各種困難，無論是中國大陸的學者，還是中國臺灣、香港的學者，以及日本與西方各國的學者，都沒有對南京大屠殺期間中外新聞傳媒的態度與報道、評論等，進行過系統、深入的研究，至今沒有一部這一重要課題的學術專著，有關的學術論文也極少。近年來日本右派正是在這一薄弱環節連續提出了學術挑戰。該成果是關于此課題的第一本學術著作。

　　2．在史料的挖掘與運用上，取得了較好的成績。該成果首先對目前保存在南京各檔案館、圖書館中的比較完整的日偽統治時期的中、日、英文報刊、書籍、檔案等，以及當時上海、重慶、武漢、延安、香港的報刊資料，進行了系統的查閱、翻譯、整理與利用；同時，先后到日本、美國、歐洲以及中國臺北、香港等地區搜集史料；對為數日少、年歲日大的抗戰歷史的經歷者進行了搶救性的調查，這其中有老新聞工作者，也有當時的留日、留美學生，還有許多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獲得了為該研究所必需的大量珍貴史料。

　　3．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創新性。該成果采用多學科結合的方法，既使用傳統的調查研究與分析綜合方法，查閱檔案、報刊史料，對南京地區有關人士進行社會調查，同時吸收與運用社會學、統計學的研究方法，用唯物史觀作指導，進行綜合研究，得出科學結論。在寫作上，努力注意文字的生動流暢、結構的嚴密與引人入勝，達到既有學術性，又有可讀性。

　　4．研究成果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該成果可以作為對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是對日本右翼勢力妄圖否定侵華史與南京大屠殺的有力回擊，是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一份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