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大學郝虹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王肅與魏晉儒學》（項目批準號為05CZS008），最終成果為專著《魏晉儒學新論——以王肅和王學為討論的中心》。課題組成員有：于濤、葛煥禮、陳昌珠、宋鳳娣、孫麗。

　　該成果以王肅和“王學”為切入點，將魏晉儒學的研究置于學術思想、官方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三重角色交織、互動的有機過程中，勾勒了隨著政治、歷史、文化、學術和社會等各種因素的變遷，魏晉儒學在歷史長河中的嬗演軌跡，剖析了魏晉儒學在多面的、有機的、變動的視野中種種深刻的悖論現象。力圖在復活歷史真相的過程中，提出對魏晉儒學既有具體而微的細節描述，同時又是整體的、綜合性的看法。

　　從結構來看，成果分上、下兩篇。上篇“衰落與發展的交織共存”是以時間的縱向變化為軸，展現從漢末到魏晉，儒學在人生價值觀層面的衰落和在政治思想層面的發展；下篇“繼承與反思、承傳與創新的變奏共鳴”則以王肅與鄭玄、王肅與王弼的橫向比較為軸，展現魏晉經學相對東漢經學的繼承與反思，魏晉儒學相對兩漢儒學的承傳與創新。

　　第一章 “從人生價值取向的變化看衰落”。兩漢近四百年將儒學官方意識形態化，是東漢黨人這一群體得以出現的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根源。以黨錮之禍的發生為起點，執著于道義的儒家人生價值觀從社會思潮的主流位置退出，士人的人生價值取向開始向實用主義轉變，王朗個人經歷所折射出的人生價值觀的轉變，是建安一代士人的縮影。而對王肅這一代魏晉士人而言，儒學的價值內涵已發生重大變異，即儒學被軀殼化和工具化，儒家的社會精神支柱地位喪失了。

　　第二章 “從政治思想的嬗演看發展”。由于儒學的官方意識形態化引發了漢末大量社會流弊，而單純依靠儒家思想本身已無力救治這些流弊，從而為名、法、道等家的興起讓出了空間。東漢政權崩潰后，在既要承擔實現統一的時代課題，又要解決漢末流弊的歷史遺留問題的多重背景下，曹魏集團逐漸形成了唯才是舉、尚法重刑、名實相證的政治新理念，實現了北方的統一，但其內部圍繞用人重德還是重才，政治主導思想重儒還是重法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和斗爭，最后形成尚德與重才因時而定，尚儒與重法因時而定、考課與移俗相結合的認識，為魏晉禮法之治政治思想的形成做好了準備。王肅以法釋禮的觀點連接了禮與法的關系，為禮法之治政治思想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第三章“衰落還是強盛——以王肅之學為討論的中心”。學術界對魏晉儒學的認識，出現了既有認為它衰落了，又有認為它強盛了的截然相反的觀點，這是因為魏晉儒學是學術思想、官方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三位一體的復合體。如果指的是它作為學術思想的層面，那么因為天命論的動搖而使其學理出現了漏洞，因而當它扮演官方意識形態角色時，起不到凝聚社會精神的作用，所以我們看到了魏晉儒學的衰落；如果“魏晉儒學”指的是文化傳統的層面，那么因為禮學的興起夯實了儒學的文化傳統主體地位，所以我們看到了魏晉儒學的強盛。

　　第四章“經學的繼承與反思想”。王肅反鄭，有學術史的淵源，有思想史的背景，有知識史的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王肅之重禮學和融合經今古文是在鄭學所開辟道路上的繼續前行，所以王肅對鄭玄之學的繼承，是王肅反鄭問題上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王學作為魏晉經學的代表、鄭學作為兩漢經學的代表，我們對比兩者后可以看出，魏晉經學在學理層面，與兩漢經學相比，沒有突破和創新，但對讖緯不遺余力的擯除，有其時代的進步性和學術價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肅的擯除讖緯，為王弼玄學的產生開辟了道路。但魏晉經學畢竟在學理層面無新的建樹，使儒學在魏晉以降不能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第五章“王肅經學與王弼玄學”。魏晉遞嬗背后沒有明顯的政治文化之爭，高平陵政變背后也無顯明的思想文化之爭。在儒學的中國文化傳統主體地位已奠定的前提下，高平陵政變的雙方無論是在政治文化層面，還是思想文化層面，其相同處都遠大于相異處。如果立足于這一大文化背景，則高平陵政變的發生，其實質就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結果。儒學占據無可置疑的文化傳統主體地位是玄學產生之前最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儒、道兩家關系的融洽遠甚于捍格，是玄學產生之前另一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則魏晉玄學的出現——王弼之學只能是援道入儒，即用道家思想為儒學作注腳，而不是反過來的借儒學之力為道家思想張目，這是立足于文化史視野的合乎邏輯的結論。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王弼借用了老子解讀世界的思維方式，重構了儒學的形而上思想體系；王弼理解了老子批判儒家的思考角度，借用道家“無為”的理念，提出了使儒家核心價值觀念發揮其正常及最大效用的方法；王弼在準確把握老子思想的精髓之后，重新理解了儒家經典《周易》。荊州學派在對《易經》的重新釋解中，擯除了漢代象數易學繁雜枝蔓的方法，繼承了費氏古文易學以傳解經的傳統，作為嫡系弟子的王肅基本上是忠實地承襲了師說，而王弼則是在方法上繼承了費氏古文易，但又與今文經學不拘泥于經文本身，重在發揮“微言大義”的精神有暗相契合之處，并且援老入易，從而超越了荊州學派和王肅的易學思想。王肅經學與王弼玄學都處于儒學的文化傳統主體地位已奠定的歷史大潮中，這是王肅與王弼進行解釋系統重建的基本前提，這一前提規定了他們的重建只能是立足于儒學，同時也是為了振興儒學而做的重建。王肅主要是調動儒家固有的資源，而王弼之學則更多的是借用并整合了道家的思想資源。王肅與王弼重振儒學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他們重建解釋系統的成果，在儒學史上都有重要意義。

　　成果的重要觀點包括：（1）魏晉儒學是學術思想、官方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的三位一體的復合體，且三者之間是互相激蕩和糾葛纏繞的關系；（2）與兩漢時期相比，魏晉士人人生價值取向的變化反映了儒家精神的失落，即儒家的社會精神支柱地位喪失，這是魏晉儒學衰落的真正內涵；（3）從儒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它必須擔負起凝聚社會精神的責任。兩漢時期它起到了這個作用，而魏晉時期它喪失了這個作用，因為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理論憑借的儒家學術思想在學理上出現了矛盾，這是魏晉儒學衰落的深層原因；（4）漢末及建安亂世，儒家政治思想在應對名、法思想的挑戰時，或是自我修正，或是吸收名、法思想，最終形成魏晉禮法之治，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發展；（5）在漢末流弊的刺激下，儒家禮學興起，夯實了儒學的文化傳統主體地位，從而表現為魏晉儒學在社會生活規范層面的強盛；（6）王肅經學對鄭玄經學的繼承，是從學術史角度出發的結論，如王肅之重禮學是在鄭學所開辟道路上的繼續前行，以及王肅承荊州學風，排讖斥緯，文尚簡約，是在鄭玄開辟的融合經今古文道路上的繼續前進；王肅經學對鄭玄經學的反動，則是立足于思想史視角的結論，即在漢魏之際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王肅對鄭玄用讖、尊君卑臣等的反動；（7）儒、道和平共處的局面從東漢一直延續到了魏晉，因此道家思想并非是因批判儒學而興起，而是兩者在思想共通基礎上的融合，這是玄學產生的重要思想文化背景；（8）玄學家是置身于儒學為主體的文化傳統中，深受其浸染，對儒學的認可是第一代玄學家根深蒂固的情結，則玄學的出現——王弼玄學，無論客觀上是否起到煸起了道家興盛之風，但其初衷和本質應該是以道家服務于儒家，即援道入儒，而不是相反；（9）王肅經學與王弼玄學的同源異流和殊途同歸，展現了魏晉儒學在學術史和文化史角度的承傳與創新；（10）在中國儒學史的分期問題上，對魏晉儒學的研究帶給了我們諸多啟示，如魏晉是兩漢奠定期后儒學三重角色互動期的起點，魏晉是儒學奠定期后的第一個變化期等。

　　成果的學術價值在于：在中國儒學史的研究中，存在通論性的成果多于斷代史成果的現象，而中國儒學史的通論性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無疑是建立在各個斷代儒學史的研究基礎之上的，從這一角度而言，成果將對中國儒學史的研究有豐富和深化的作用；在魏晉思想史的研究中，魏晉玄學是學術界的研究熱點，如果說魏晉玄學更多地關注了道家思想的興起，則彼時儒學處于什么樣的狀態則研究成果很欠缺，而魏晉儒學研究成果欠缺的狀況也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魏晉玄學的研究進展，因此，成果對拓寬和加深魏晉思想史的研究有促進作用；王肅作為魏晉經學的代表，對其個案的專門、系統的研究一則太少，二則視角較窄，即主要是從學術史角度出發，這項研究不僅從學術史，而且也從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對王肅及“王學”予以考察，并對經學史上重大的王肅反鄭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因此，成果對深化經學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