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金瀅坤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變遷》（項目批準號為06CZS011），最終成果為同名研究報告。課題組成員有：盛會蓮。

　　該成果認為，唐代科舉制度是學術界長期研究的領域，相關研究成果積累相當厚重，是一個十分成熟的研究領域。因此，要在唐代科舉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該選題則是避開了學界對唐前期科舉制研究集中、成熟的現狀，選擇中晚唐五代，是因為這一時期正處在唐宋變革的關鍵時期，許多重要制度、社會風氣的變革都發端于這一時期，抓住了中晚唐五代科舉研究相對薄弱的特點，從科舉與社會變遷的角度大大拓寬了科舉研究的視野，使科舉制度研究取得了一個新突破。

　　魏晉以來實行的“九品中正之法”與門閥官僚政治相適應，并不符合大一統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隨著空前統一的隋帝國出現，專制皇權便有意廢黜維護士族利益的察舉制，充分利用科舉考試公平競爭的因素，打破了門戶界限，抑制士族門閥勢力。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中晚唐五代科舉考試的作用最大，科舉取士最終成為最為重要的選官途徑，基本上打破了門第、士庶之辨的觀念。科舉制度作為唐宋變革時期形成的最為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不僅是導致唐宋社會變革最為重要的因素，也是治學者特別容易忽視的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之一。從科舉與社會變遷的角度研究唐宋社會變革角度入手，更有利于探明科舉制度中的許多歷史難點，并揭示該時期社會變革的深層次原因。該選題的研究，試圖通過揭示中晚唐五代科舉制度的發展規律，及其對社會變遷的深刻影響。主要內容和一些重要觀點值得學界關注：

　　該報告分為兩個層次：第一至三章是有關中晚唐五代科舉考試制度層面變革和完善的研究，屬于科舉考試制度層面的問題，是研究基礎，也是對中晚唐科舉制度層面重要變革的一個概括。第四至七章則是研究重點和核心，力求從科舉與選舉制度、科舉與入幕風氣、科舉與婚姻觀念、科舉與社會階層等角度探討科舉對中晚唐五代社會變遷的影響。

　　第一章“中晚唐五代科舉制度的變革”，作者避開了老生常談的問題，從中晚唐五代常科科目的變革、制舉的變革、吏部科目選的變革等角度，對有關中晚唐五代進士科、明經系諸科的一些前人沒有注意的重要變革進行了深入探討，重點對逐場定去留、“五科”考試等前人沒有注意的問題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考證，從而對中晚唐五代制舉考試的變化和制舉試策進行了全面梳理，特別是對制舉文體演變的討論尤為深入，矯正了以往學界對其認識的不足。

　　第二章從中晚唐五代的鄉貢與冒籍、鎖院制度的確立、中書門下省復核和復試制度、科舉考試監察制度的初步設置四個層次，系統地探討了中晚唐五代科舉考試程序的完善與變革，有助于改變學界對唐代科舉考試制度層面不太清晰的認識。

　　第三章從中晚唐五代的省試試官、別頭試與子弟之爭及座主門生、同年與朋黨的關系等層次探討了中晚唐五代科舉省試與社會變遷。作者認為中晚唐知貢舉主司多以禮部侍郎、中書舍人等清望官為主，禮部省試的權知貢舉使職化，有效地選拔了天下英彥，對防止省試舞弊現象的發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知貢舉主司的高科第出身，即高文化素養，是省試公平進行的必要條件，但中晚唐五代科舉考試的主導權控制在士族、小姓手中，士族和小姓仍然在科舉考試中占有優勢地位，這些重要的論斷，前人已有提及，值得重視。作者還認為中晚唐子弟問題的出現是中唐以后以科舉出身的新舊兩大官僚士族勢力展開權位和利益爭奪的結果，隨著黨爭的強弱，子弟問題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最終代表以科舉出身的新興官僚士族牛黨全勝，子弟問題主要變成官僚階層內部利益分割的問題，并逐漸淡化；而進士朋甲也只是政局變化的一個附屬品，座主門生、同年關系變成了官僚仕宦相互提攜的重要紐帶，也是中晚唐朋黨形成和黨爭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座主門生、同年關系容易導致黨爭，在政治上易受牽連，同時對國家官僚隊伍的建設產生了不良影響，妨礙了皇權，中晚唐五代的座主門生關系逐漸受到限制，并向“圣主門生”的觀念轉變。

　　第四章分中晚唐五代科舉出身與銓選的關系、科舉與清望官的關系兩個層面，探討了中晚唐五代科舉與選官制度的變遷。作者認為開元以后科舉才對整個中晚唐五代的銓選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諸色出身中以進士出身入仕尤為俊捷，制舉次之，進士科出身者逐漸成為宰相等清望官的主要后備人選。作者分德順、憲宣、懿哀、五代四個時期，用統計數據分析了宰相入仕的出身，認為雖然總的趨勢是科舉出身者逐漸占主導地位，以門蔭升遷宰相的概率逐步衰落，非科第出身者升遷宰相的概率也大為減少，但是科舉出身在入仕與升遷中對士族和小姓更為有利，不過其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士族和小姓入仕、升遷的資本主要是看才華，而非門第，士族已經不能壟斷高官。

　　第五章從中晚唐五代銓選制度變化對及第舉人入幕的影響、及第舉人入幕的選擇與程序、及第舉人入幕對藩鎮的影響三個角度探討了中晚唐五代科舉與入幕的關系。作者認為：中晚唐銓選制度的變革不斷放寬對及第舉人入幕的限制，直接導致了及第舉人入幕風氣的形成，致使“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為幕僚出身。與此同時，中央為了控制方鎮，并與其爭奪人才，也通過放寬銓選限制和采取鼓勵新及第舉人入幕使府的方式，然后再召回中央，從而達到控制方鎮和籠絡使府人才的目的。而大量及第舉人入幕，對方鎮的勢力變化、官員選拔以及經濟、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六章從中晚唐五代科舉與婚姻觀念的變遷、科舉與榜下擇婿風氣兩個角度探討了科舉與婚姻觀念的變遷。作者認為，在中晚唐選舉制度以門第、科第并重的情況下，婚姻自然以科第和門第并重；從唐前期世人婚聘重甲族，至晚唐五代重門第與科第，再到宋代重科第與官位，正反映了科舉制度對社會變遷的深刻影響。

　　第七章從中晚唐五代科舉與社會階層的變遷、科舉與大士族的變遷兩個層次，剖析了科舉制度與社會階層的變遷。作者認為：科舉制度在促進士族瓦解及士族趨向城市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唐五代科舉對選官制度、婚姻觀念等方面的影響，都會體現在士庶社會階層的升降方面，從而導致社會階層的變遷，最終出現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階層，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某種平衡。因此，科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分化和促進了士族的衰落。

　　總的來講，該成果從社會變遷的角度，對中晚唐五代科舉制度的變化對選賢、婚聘觀念變遷，以及官僚制度形成、社會階層升沉、士族中央化等產生的深刻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力圖說明科舉考試改變了中晚唐五代選舉標準、婚姻觀念，淡化了社會階層，從而破壞了中古士族社會，為后世的官僚制度奠定了基礎。作者敏銳地抓住了省試中出現的科場復試與子弟之爭、朋黨與朋甲、座主門生與朋黨等關鍵點，從而把科舉考試與社會深層問題結合起來。在資料掌握方面，作者在充分掌握傳世典籍的基礎上，還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新出土墓志、敦煌文獻，從而充實了科舉研究關于社會底層資料的不足，豐富了科舉研究的視野。作者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掌握的比較充分，學術史回顧得體，較為全面地掌握了國內和日本、韓國、歐美及港臺地區的相關研究成果，很好地借鑒了臺灣學者毛漢光先生提出的士族、小姓、寒素新的社會結成劃分理論，深入地闡釋了相關問題。

　　該成果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對科舉與婚姻、科舉與社會變遷、科舉與清望官、科舉與士族中央化、科舉與冒籍、科舉考試程式的健全等學術界研究薄弱、盲點的等許多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細致的探討。其次，作者在傳統的歷史學和文獻學研究基礎上，利用統計學的研究方法，使本課題的研究領域、深度和微觀方面都有較大改觀和創新。作者在最大限度地搜集傳統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充分發掘已經公布的大量墓志資料，逐個對相關人物的科名、社會階層、仕宦等相關情況進行了翔實考證、分析，制成各種數據表格，為論證相關問題提供了數據支持。這些圖表不僅可以使數理統計結果和史籍記載相對照，借以提高學術界對該時期科舉制度及其相關問題的客觀認識，而且可以作為工具性資料，為相關研究者提供方便。此項工作有助于改變以往唐宋科舉制度研究只注重史料考證，忽視對零散史料、同類史料進行歸類數理分析，缺乏對唐宋科舉制度總體認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