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葛煥禮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經學的轉型：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學”》（項目批準號為07CZS02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范學輝、郝虹副、譚景玉、陳曉瑩。

　　“新《春秋》學”是指從中唐啖助、趙匡和陸淳等人起始的一個新的《春秋》學流派，它因應著中唐以后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狀況，源遠流傳，成為宋、元、明等朝《春秋》學的主流。與傳統《春秋》學相比，“新《春秋》學”有其獨具特點的為學方法和學說風格，有學者甚至視其“似乎是繼《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之后陸續涌現出的第四種春秋傳。”

　　對于這樣一個流傳久遠、特色鮮明的學術流派，此前學界一直未給予應有重視。該成果參照“個案”研究和傳統的“學案”研究的方法，在理清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春秋》學發展狀況和脈絡關系的基礎上，重點論析了“新《春秋》學”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蘇轍和崔子方等人的《春秋》學；又在以上研究基礎上，對此時期內的“新《春秋》學”與傳統《春秋》學的異同作了總結，并分析了其產生原因和影響，以期較為全面地展現出這一時期內《春秋》學的發展狀況和“新《春秋》學”的內涵、主體風格及內部發展的多樣性特點，進而為深入認識“漢”、“宋”學的轉變和“宋學”的內涵、性質提供一個可靠的視點。該成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如下：

　　該成果除“緒論”、“結語”部分外，共分為七章，分別為“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春秋》學的發展概況（第一章）”、“啖助、趙匡和陸淳的《春秋》學（第二章）”、“孫復的《春秋》學（第三章）”、“劉敞的《春秋》學（第四章）”、“孫覺的《春秋》學（第五章）”、“蘇氏父子的《春秋》學（第六章）”、“崔子方的《春秋》學（第七章）”。

　　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春秋》學的發展，呈現出“新《春秋》學”與傳統的《春秋左傳》學此消彼長的態勢：唐代中葉，由啖助、趙匡和陸淳倡興，再加韓愈、柳宗元等士望人物的稱助，“新《春秋》學”漸成潮流，在唐代后期的《春秋》學界占據了相當的地位；五代時期，戰亂紛仍，因無相應的社會基礎，“新《春秋》學”在這一時期內便中斷了，孱微的《春秋》學萎縮在了對《春秋》、《左傳》的字、音及名號等的識辨上；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社會穩定，再加朝廷敦勵，經學漸振，但此時期內的《春秋》學仍還繼依著五代傳統的《春秋左傳》學；在仁宗、英宗二朝，由于朝廷科舉政策的影響，再加范仲淹、歐陽修等士望人物的倡揚，“新《春秋》學”在仁宗慶歷前復生而漸盛，呈現出風格近似而又眾家并進之勢，儼然占據此時期《春秋》學界之主導地位；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由于王安石對《春秋》的詆斥和罷《春秋》于學官，“新《春秋》學”在這一時期內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一時出現了‘章分句析之學勝”的局面，盡管如此，“新《春秋》學”在當時的《春秋》學界依然有著巨大影響，其地位并不亞于《春秋左傳》學。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新《春秋》學”內部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呈現出多家竟逞己說的局面。

　　啖助、趙匡和陸淳在《春秋》學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他們的學術活動及其著作是一代《春秋》學轉變的標志。陸淳以啖助為師，以趙匡為師友，而趙匡和啖助有著一晤之交。在《春秋》學方面，啖助與趙匡“深話經意，事多響合”，陸淳持重師說，他們的著作亦前后承繼，可謂三位一體。啖、趙、陸三人對《春秋》宗旨的認識稍有不同，但對《春秋》性質的認識卻基本一致：在認同“《春秋》承舊史”的基礎上，極大地彰顯了《春秋》經中孔子所立之大義，卻否定了公羊家所倡說的“微言”。他們《春秋》學說的主要特點為：一、兼采三傳，以意去取，成一家之言；二、以記實書法原則訓解經文；三、重以義例解《春秋》；四、重譏貶之義。其學說中的時代精神主要表現為：尊崇君王，亦懲戒之；責正諸侯、臣僚非分之舉；提出了“天下無生而貴者”的觀點。

　　孫復是振起“宋學”的重要人物，為著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其《春秋》學說對有宋一代《春秋》學影響深遠。他雖然承認《春秋》多處還留有原先魯史痕跡，但更加強調了《春秋》所寓孔子之深意微旨，即尊王攘夷。孫復《春秋》學說的內在基本結構為：以其反復重申的周室陵遲、王綱不振之義為認識和立說基礎，進而認為《春秋》有貶無褒，從而舉揚“王法”以繩之，因此從根本上彰顯了尊王之義，甚至于言攘夷亦主于尊王。其治經的主要特點為：依經廢傳，而又兼取三傳；意為斷制以成例。

　　劉敞經術“自負獨步，虎視一時”，而尤長于《春秋》。其《春秋》學對啖、趙、陸學派之學術多有所宗。他對《春秋》性質的認識依源于孟子，其論說又是在綜合諸家學說的基礎上形成的：鑒取左氏家說，認為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于“歲時之次、日月之序”等處錄自舊史；除此外，又在最大程度上認為《春秋》經文含有孔子深意，而這又類于公、谷二家。他認為《春秋》的宗旨是：明王道，撥亂世，反諸正。劉敞《春秋》學說的主要特點為：一、尊經衡傳，而又兼采三傳；二、重比事、據禮以成例；三、重尊王而淡化夷夏之別；四、政治學說與道德學說相結合；五，學說中含合著明顯的時政見議。

　　孫覺生前“以文章經術顯于朝廷”，亦以《春秋》學見長。他師事胡瑗，其《春秋》學出自“泰山學派”。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存世著作《春秋經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一、二卷內容竟然全部冒用了孫復《春秋尊王發微》第一、二卷的內容。孫覺為學“以《谷梁》為本”，既反對左氏家“徒因其記注、即用舊史”之說，又不取公羊家“微言”，而矚意于從“譏貶”的角度對具體經文作大義闡說。其學說的主要特點和思想為：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的解經原則；二、論說平通而詳明；三、重比事以成例，重視“變例”；四、突出尊王之義；五、以“利害”說《春秋》。

　　蘇洵、蘇軾和蘇轍父子擅《春秋》學，其學受到歐陽修的影響。蘇轍自稱其“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他是蘇氏蜀學中《春秋》學派的代表人物。蘇轍反對當時盛行的孫復式《春秋》學風，主張為《春秋》學“事必以丘明為本”，但他又反對“昔之儒者各信其學，是己而非人”的《春秋》專門學風，主張“理之所至”、“要之于通”。因此，蘇轍的《春秋》學雖以《左傳》為本，其實也大量參用了眾家之說，表現出顯明的重為義說的時代特色，所以仍屬于“新《春秋》學”。其《春秋》學說的主要特點和思想為：一、遷經以就傳；二、重即事以顯義，不專為例；三、尊王而又是霸；四、決然對立卻又漸進“楚”的夷夏觀。

　　崔子方，北宋蘇氏蜀學派的重要人物，善《春秋》學，“自成一家”，乃“一時名儒”。其《春秋》著作中以“喜怒”為說、“依經駁傳”、夷夏觀、“利害”說，顯然分別受到蘇軾、歐陽修、蘇轍、孫覺等人影響。但與他們相比，其學說也有著鮮明的特點：一、尊經排傳，發明諸種表義、解讀方法，力圖直接從經而不借助于傳來探知《春秋》大義；二、特重日月時例，將其作為經解褒貶論說的根本準則；三、明確表達了冀望霸主（齊桓公）于周末衰世代周王而“興起”的主張——這種鮮明的“革命”觀點，當是先代倡言“三世”說的《公羊》學寂滅數百年后的一個歷史遺響，在當時眾多“新《春秋》學”家中可謂獨樹一幟。

　　結語部分是在前七章研究內容基礎上，對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學”與傳統《春秋》學的異同、其產生原因及影響做出的歸納和論析。

　　該成果所研究的“新《春秋》學”是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中國經學思想史上的一個具有“學術轉型”意義的重要經學流派。變先前《春秋》三傳專門之學，而以意去取、雜糅三傳，甚至棄傳談經，是“新《春秋》學”的主要特點；其在理念層面更有著豐富的變革內容，如義理依據由傳統的陰陽學說、天人感應論轉向了社會生活中的倫理準則，經對“王”、“王綱”及夷夏關系等學說思想的闡揚，重建了《春秋》學的經世學統。

　　該成果的學術價值有以下幾點：第一，“新《春秋》學”的產生與“宋學”的源起密切相關，研究這一學派的產生和發展，對于深入認識“宋學”的起源和“漢”、“宋”學間的轉承關系等重大學術問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第二，相對于此前學界對宋代理學中“內圣”層面研究的側重，研究“新《春秋》學”，對于加強宋代理學“外王”思想的研究、深化認識其“外王”思想的內涵，乃至全面理解宋代理學來說，也都有著重要意義。第三，能夠有效深化此前學術界對“宋學”的研究：作為“宋學”根基的“經學”部分，一直是該領域研究中的薄弱環節，而“新《春秋》學”是 “宋學”中的一大主力，在“宋學”興起和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之為研究對象，顯然是從經學角度來研究和認識“宋學”的一個較佳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