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楊蕤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9-13世紀中國西北民族關系與陸上絲綢之路貿易史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6XZS01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羅豐。

　　該成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如下：

　　陸上絲綢之路研究由于資料等方面的因素，存在著時空上的不平衡性。從空間上講，絲綢之路的東段研究較多而中段和西段的研究較少；從時間上講，學者們往往重視對漢唐時期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碩，而其他時段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則顯得較為薄弱，如9—13世紀的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唐代后期，隨著西北及中亞地區地緣政治和民族關系格局的重大變化，“無數駝鈴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的盛唐絲綢之路繁榮景象逐漸淡去。雖然一些論著中涉及這方面的內容，如日本學者長澤和俊，中國的周偉洲、孫修身、李明偉、羅豐諸先生的相關研究。但總體上講，學術界對于這一問題的涉足較淺并存在著兩個不足：一是在研究思路上，尚未將9—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放置在一個宏觀、綜合的視野下予以考察，以致學界對于這段歷史的認識還相當模糊；二是在研究時段上，目前學界只對五代、宋初的中西交通路線狀況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關注，但尚未見到9—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通史式的研究。因此，重建9—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概貌就顯得十分迫切。

　　對9—13世紀西北民族關系的歸析，是探討這一時段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狀況的基石。唐末、五代以來，中國北方呈現出一派群英爭雄的政治局面：分布有回鶻、吐蕃、黨項、達怛、契丹等民族，并建立了唃廝啰、西夏、沙州回鶻、甘州回鶻、西州回鶻、遼、金等政權，民族關系因此錯綜復雜。民族分布及西北地緣政治狀況直接影響到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狀況。應當看到：唐末五代是西北政治形勢由一種平衡走向另一種平衡的過渡。這期間，有兩個事件值得我們關注：一是回鶻汗國敗亡后，回鶻勢力在河隴地區的滲透；二是黨項族在河套的崛起。這樣，吐蕃政權迅速瓦解后，其主要勢力便退縮在祁連山以南的青海東南部一帶。西北地區實則成為吐蕃、黨項以及回鶻三支力量進行較量的政治棋盤。以筆者愚見：吐蕃、黨項、回鶻三足而立的局面是整個宋夏時期西北地區民族格局的主流和核心，姑且稱之為第一結構圈；而宋夏時期還有宋、遼、金等政治勢力，他們是刺激吐蕃、回鶻、黨項等勢力間進行分化與組合的外部因素，我們稱之為第二結構圈。概括起來講，宋夏時期河隴地區（或西北地區）民族格局為“六支力量（宋、遼、金、吐蕃、回鶻、黨項），兩個結構圈”。 對陸上絲綢之路利益的爭奪是“六支力量、兩個結構圈”這一民族格局得以形成的內在動力。不管是民族之間還是政權之間的關系如何錯綜復雜，但利益是民族關系發生變化的根本動因，這是古今通用的法則。為何河隴地區歷來民族關系極為復雜，不同民族在此爭斗不息呢？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陸上絲綢之路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公元9世紀之后的絲綢之路雖然遠不及盛唐時期繁榮，但也并非像一些論著所講的淪落到貿易不通的地步。

　　在9—13世紀中國復雜的民族關系背景之下，陸上絲綢之路貿易在內涵與形式方面較盛唐時期有所變化：中原政權、北國遼朝、以及西夏等割據政權都與西方保持貿易關系，共同瓜分了陸上絲綢之路。就中原政權而言，其與西方世界的貿易關系主要體現于三方面的內容：第一，中西方仍然保持著官方貿易；第二，中西方仍有人員的往來；第三，中西方物質文化交流繼續。其中中西方的官方往來是重要的表現形式之一。據筆者統計，在公元909-959年的50年間，回鶻諸蕃向中原朝貢40多次。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大致的統計，考慮的史籍漏載以及查閱文獻過程中的遺漏，實際的朝貢次數恐怕不止于此。從北宋建立到滅亡的167年間，于闐朝貢43次；回鶻集團（包括甘州回鶻、西州回鶻、回鶻、龜茲回鶻、瓜沙州回鶻）朝貢89次，占朝貢總數的76%。在與中原政權保持關系的絲綢之路貿易伙伴中，不僅包括河隴及西域諸藩，同時還有遠在中亞和西亞的塞爾柱帝國以及喀喇汗王朝等政權。從貿易的規模及商品的種類看，這一時期陸上絲綢之路貿易商品豐富、數量較大。例如文獻記載于闐在熙州南川寨存乳香等物10萬市斤，換算為今65噸的規模。從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的商品看，唐時從陸上而來的外來物品較為豐富，有人、動物、花草樹木、藥物、紡織品以及珍奇異寶等，內容十分龐雜；五代及宋代從陸上而來的物品雖然也不算單調，但與唐代相比就顯得有些單薄了。當然，這僅僅是史料所反映的狀況，因為史家記述的多為上層社會的狀況，至于絲路對于民間的滲透和影響就鮮有反映了。對比唐宋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物品，我們不難發現除了一些具有實用價值的藥物、宗教用品等以外，奢侈品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五代以降，這種趨勢則更為明顯。陸上絲綢之路貿易在當時的民間社會亦有所滲透。當然，陸上絲綢之路的官方貿易對中原政權產生了積極和消極的影響：從積極的方面講，朝貢貿易進一步促成了西北區域市場的形成，增加了宋朝的稅收；然而在另一方面，大量域外商品涌入中原，對宋朝經濟也帶來了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引起金銀價格的上漲和銅錢的緊缺。

　　9—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的另一個重要內涵就是遼朝與西方的貿易和聯系異軍突起，在北國掀起了一股中西方物質文化交流的高潮。由于遼朝占據著北中國，幅員遼闊，東起日本、朝鮮，西到中亞地區都與之保持著廣泛的貿易聯系。“東西交會，貫通南北”的地域特點使四方商品匯集在這里，遼朝成為一個巨大的中轉貿易市場。從《遼史》等文獻所反映的情況看，通過陸上絲綢之路與遼朝保持朝貢關系的政權或者民族有阻卜、黨項、吐蕃、和州回鶻、甘州回鶻、阿薩蘭回鶻、高昌回鶻、沙州回鶻、于闐、吐谷渾、轄嘎斯國、突厥、大食、波斯國以及西北其他少數民族，其中回鶻在溝通遼朝與西方世界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主要表現為：第一，回鶻人源源不斷地前往遼朝，不僅有帶有官方色彩的“上層交往”，有跡象表明基層民眾間亦有交往和往來。第二，遼朝與回鶻之間不僅存在著帶有官方色彩的朝貢貿易，同時還存在著互市貿易、民間貿易等多種形式，其中不少是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的直接表現形式，例如遼朝與遠在西域的高昌政權設立互市進行貿易就很能說明問題。第三，回鶻與遼朝之間通過陸上絲綢之路的經濟交往是一種看得見的，或者說是顯性的活動。事實上，隨著回鶻在塞北開展的頻繁貿易活動，回鶻文化也逐漸在塞北地區有所滲透和影響。9—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遼朝與伊斯蘭世界保持著接觸和交流。這里的伊斯蘭世界不僅包括回鶻所居的西域地區，同時也囊括了回鶻以外的中亞、西亞甚至更遠的區域。遼朝與伊斯蘭世界接觸交流的表征之一就是在遼朝故地出土了眾多的具有伊斯蘭風格的文物。此外，由于遼朝幅員遼闊，其域外的交通狀況恐怕不僅僅局限于絲綢之路的范疇。遼朝統治的蒙古高原部族眾多，加之史籍記述簡廖，故我們對蒙古高原向北經西伯利亞與歐洲的交往狀況了解甚少。

　　西夏王朝在公元11世紀初攻取了河西走廊，占據了絲綢之路的主動脈，對絲路貿易以及西北地區的交通狀況產生了強烈影響。對外來商品的考察是觀察絲綢之路貿易狀況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窗口。我們發現，西夏的經濟領域中存在著一些絲路外來商品，表明西夏王朝仍然在陸上絲綢之路貿易中發揮著一定作用。同時，通過對西夏文文獻等資料的解讀，我們還發現西夏政權與大食、西州回鶻以及民間回鶻商人保持著貿易關系。因此，西夏王朝在絲路貿易中發揮著中樞周轉的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東西方貿易的繼續與暢通。例如，從交通路線的角度看，依然有絲路商旅穿越西夏抵達中原或者遼朝。有跡象表明，西夏北緣的居延路為陸上絲路商旅頻繁利用著。當然，西夏的陸上絲綢之路貿易受制于當時國內外政治環境及民族格局的狀況。我們只能勾畫出西夏絲路貿易的一個輪廓，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以及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可以就某個時段內西夏與西方貿易的狀況做具體的分析。

　　雖然9-13世紀陸上絲綢之路貿易具有“條塊分割”的空間特征，但仍然表現出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貿易的主體——“回鶻時代”的提出。宋代以后，回鶻人幾乎控制了西北地區的絲路貿易。不僅如此，遼朝的絲路貿易實則也是遼朝與回鶻人之間的貿易，回鶻人從而掌控了北方絲路的貿易權。有學者指出：唐末以后回鶻人已經完全取代了隋唐間操縱絲綢之路貿易的昭武九姓人，成為控制國際商貿活動的一股新興勢力。因此，大致從唐末、五代始，絲綢之路貿易便成為由回鶻人唱主角的“回鶻時代”。

　　第二，貿易的客體——茶葉等新興商品的大量流通。9—13世紀絲路貿易輸入的商品較前朝沒有大的變化，依然以畜產品、香料、珍奇異寶為主，而輸出品中除了絲織品、糧食、瓷器等傳統商品外，茶葉的大量外銷是這一時期絲路貿易的一個特點。如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就曾指出：茶葉等商品是西夏和西域、中東之間貿易的主要物品。宋朝在西北的茶葉輸出量極大，徽宗朝，僅陜西一帶用以同諸藩交易的茶葉量，每年就達兩萬馱以上。宋朝在秦、涇、熙、隴等地設立了32處賣茶場。茶葉貿易的興起，給衰落中的絲路貿易增添了幾分生機。

　　第三，貿易的方式——中轉貿易的興盛。五代以后，陸上絲路貿易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長途販運不逮前朝。隋唐時期，中原政權不僅與西域諸胡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而且還與東羅馬帝國、波斯帝國以及阿拉伯人有著密切的經濟交往。大致來講，西北地區的中繼貿易存在著榷場、互市貿易、民間貿易、貢使貿易以及民間走私等多種形式。由于受到政治情勢的影響，河西回鶻、吐蕃、于闐、韃靼、西夏、遼朝、宋朝的大部分絲路貿易是通過中繼貿易實現的，而且只要陸上絲路地區存在著政治上的割據局面，中繼貿易就不會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