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戚印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6—17世紀遠東天主教史研究》（批準號為04BZJ009），最終成果為專著《遠東天主教史研究初編》。

　　該成果涉獵了許多以前不太為人所關注的“邊緣問題”，如圣多馬傳說的文本分析、沙勿略與中國的關系、耶穌會士的商業活動、武力征服中國的計劃、耶穌會內部的通信制度以及遠東地區的主教任命問題等，試圖從遠東、甚至更為廣闊的視角來解讀歷史人物與事件。

　　該成果采用上述研究方式主要基于以下基本認識：

　　其一，16—17世紀的宗教傳播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沖突，并非一國一地的個別現象。從不同修會的天主教傳教士便跟隨帝國的商船與軍艦，前往世界各地傳播“福音”開始，文化沖突已成為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并相互關聯的共同問題。

　　與此相比，發生在亞洲、尤其是遠東地區的宗教與文化沖突，具有更為鮮明的區域特色，相同或相似的社會形態（封建統治）、文化傳統（佛教與儒學）以及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價值觀念與行為習慣，不僅迫使傳教士們面臨相同或相似的問題與挑戰，而且亦必然促使他們相互參照、借鑒或者直接利用這些寶貴的經驗教訓。加之耶穌會本身的組織形態與內部機制，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經驗很容易推導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認知模式，進而發展為相同或相似的傳教策略，并最終積淀為彼此共有的文化傳統。例如，沙勿略（Xavier, Santa Francisco），雖然這位“東方傳教圣徒”從未進入中國內地，但他可以從印度、馬六甲、日本等地的傳教實踐中獲得對于中國文化的認識，利用漢字的特殊地位，在境外編撰出第一部中文教理說明書；而他因地制宜的策略調整和探索精神，不僅為此后范禮安（Valignano, Alessandro）的“文化適應政策”（accommodatio）奠定了基礎，而且還在利瑪竇（Matthoeus Ricci）等人“合儒、補儒”的傳教方針中發揚光大。

　　另一方面，區域文化自身的有機結構也必然導致沖突之間的有機聯系。例如，由于傳統觀念和表述習慣而爆發于中國的“禮儀之爭”，不僅在文化屬性與表現形式上與此前日本的“大日如來誤譯事件”和稍后印度的“馬拉巴禮儀之爭”如出一轍，而且事件本身亦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相互作用。事實上，不僅備受爭議的“天主”譯名首先使用于日本的教會學校，而且率先發難、積極挑起論戰，也是那些因長年傳教日本而對儒家文化有深刻理解的日本耶穌會士。

　　其二，歷史上從來就沒有純粹的文化與宗教，也從來沒有純粹的文化交流與宗教傳播。正如有人將葡萄牙國王的海外政策概括成“為了胡椒與靈魂的拯救”那樣，西方列強在全球范圍內的勢力擴張包括世俗利益和精神征服的雙重內容。事實上，在大航海時代廣泛使用的“征服”（conquista）一詞，本身就具有殖民統治、宗教傳播以及發展海外貿易等眾多含意。

　　由于上述特定的時代屬性，不僅前往亞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帝國軍隊與商人們一直與傳教士相互支持、密切合作，那些傳播“福音”的修道士亦通常兼有多種使命，或因此擁有不同的身份。對于這一點，傳教士本人是十分清楚。正如1584年6月25日首任中國耶穌會地區長上卡布拉爾（Francisco Cabral）神父在寫給國王的信中所說的那樣：“我向陛下遞交這份報告（武力征服中國的計劃）是出于兩個動機：第一，作為基督徒與修道士，我負有侍奉于神，拯救靈魂的重大責任；第二，作為陛下的臣子與耶穌會的一員，我有服務陛下的義務�！�

　　基于相同的義務，沙勿略在抵達日本后寫出的第一批信件中，指明建立商館的合適地點，并同時提供了可獲得豐厚利潤回報的貨物清單。而年輕的弗洛伊斯（Frois, Luis）修士亦在聽說中國與倭寇發生激烈戰斗的消息后，立即敏感地意識到蘊藏于戰爭背后的巨大商機，“因為中國人不能載著他們的商品前往日本，這對葡萄牙人在日本的交易是極為有利的。”

　　當然，耶穌會士關注并積極投身于“不務正業”的商業活動，還緣于其自身的多種需求。首先，由于封建王權的強大壓力，始終處于弱勢地位的傳教士只能將海外貿易的世俗利益作為策略性的工具，用以交換傳教許可的政治籌碼；其次，由于經費需求與固定收入之間的巨大差距，他們“不得不使用我主基督賜給五塊面包和二條魚的相同方法”，以商品交易的利益來滿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正因為如此，耶穌會士可以先斬后奏，與澳門商人們簽訂有關生絲貿易的協定，斤斤計較于朝三暮四的生絲配額，并在澳門等地派駐專營此類事務的管區代表，在修院中設立臭名遠揚的“交易所”，每年賺取數萬兩白銀的純利。

　　其三，區域性的文化沖突及其矛盾演變并非孤立而封閉的自主體系，而是受到多種外部因素的影響，與之共同構成不斷變化的歷史過程。

　　在諸多外部因素中，羅馬教廷與各國王室之間的復雜關系對于耶穌會的傳教活動具有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根據教宗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Ⅵ）在1493年5月3日劃定的勢力范圍，葡、西兩國分別在這一“教皇子午線”（Demarcacion）的兩端擁有被稱為“保教權”的特殊權益。他們不僅有權推薦主教人選，而且所有的傳教士亦必須以國王的名義，于里斯本或馬德里出發，前往遠東或世界各地傳教。然而，脆弱的政治同盟很快因利益之爭而破裂。許多人認為，1622年成立的傳信部意味著教宗試圖奪回傳教事業的控制權，從而引發更為復雜而深刻的矛盾沖突。

　　必須留意的是，王權與教權的矛盾在遠東地區延伸并發展成為“傳教權”的特殊形式。與葡萄牙結成利益共同體的耶穌會一直謀求獨占日本和中國的傳教特權，而受控于西班牙方濟各會、多明我會以及奧古斯丁會士，則千方百計地滲透擠占前者的傳統領地。當葡、西兩國在1580年合并之后，雙方的矛盾沖突不但沒有消除，反而趨向高潮，并最終導致日本幕府采取禁教與鎖國的極端措施。

　　如果進一步拓展視野，可以很容易發現對傳教事業產生深刻影響的許多世俗事件。例如1575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后，這個遠東港口不僅標志著葡萄牙海外帝國最終確立、世界貿易體系的大致形成，而且意味著遠東耶穌會士獲得了一個穩定的根據地，他們能夠通過定期航船制度，于商業活動中獲得經費來源。因此，當澳日貿易斷絕之后，不僅澳門從繁榮走向衰敗，耶穌會在遠東的傳教事業亦無可挽回地趨于沒落。

　　關于對傳教事業產生重要影響的不同因素，還可以舉出許多，如1588年，“無敵艦隊”（Inuincible Armada）遠征英國時的全軍覆滅，16世紀末新教徒國家荷蘭與英國的強勢進入等等。錯綜復雜的事物關聯及其相互作用，在不同的情境中呈現出萬花筒一般的各種變化，令人眼花繚亂。事實上，各種因素的交叉互動就如同一個復雜的能量場，相互作用，且難分彼此。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全球化、一體化，其歷史進程的真正起點就在于此。說得再形象一些，正是從那時開始，亞瑪遜森林中蝴蝶翅膀的顫動已經可以在太平洋彼岸引起震蕩和回響。

　　因此，相對封閉而單一的傳統研究模式不足以獲得對于歷史的完整認識與理解。考察中國教會史或中國傳教史，決不能自囿于國境線以內的有限范疇，而應當置于遠東、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并相互印證；惟有如此，才能更為深刻、準確地把握中國教會史和傳教史的自身特點與本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