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民族大學段超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湘鄂渝民族地區旅游經濟發展與旅游區社會文化變遷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4AMZ00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馬曉京、田孟清、崔榕、李然、莫代山。

　　改革開放以來，民族地區經濟生產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許多地區傳統生產方式作用下降，新的經濟生產方式取得主導地位，其中以旅游業取代傳統產業、成為主導產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在民族旅游區，隨著旅游經濟不斷發展，社會文化也發生著變遷。湘鄂渝民族地區位于我國中西結合部，改革開放以來，這個區域的旅游業發展迅速，涌現出張家界、鳳凰古城、芙蓉鎮等國內外知名旅游區，旅游業的發展對旅游區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項成果旨在全面闡述旅游業發展背景下湘鄂渝民族旅游區社會文化變遷的真實狀貌，分析旅游影響旅游區社會文化變遷的具體因素，提出旅游區社會文化發展對策，促進民族地區旅游業和社會文化健康協調發展。

　　一、主要內容

　　一是對湘鄂渝民族地區旅游發展歷程與旅游業現狀進行描述與梳理。從旅游資源狀貌、旅游業發展歷程、旅游經濟發展現狀、主要旅游區情況等方面展示湘鄂渝民族地區旅游業概貌。

　　二是對湘鄂渝民族旅游區社會文化變遷進行總體考察。選取湘西張家界市武陵源區高云村、永順縣芙蓉鎮、吉首市德夯村、鳳凰縣勾良村，鄂西巴東縣羅坪村、宜昌市車溪村，渝東酉陽土家族自治縣龔灘鎮和石泉村8個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區作為考察點，剖析旅游區社會文化變遷的表現、特點及其影響。

　　三是從不同側面探討湘鄂渝民族旅游區社會文化變遷的具體狀貌。闡述了旅游背景下湘鄂渝民族旅游區社會文化變遷的7個具體表現，即民族傳統文化的消解與變異、民族傳統文化的復興、現代性文化因素的增長、國外文化的傳播與接受、民族意識的變化、族群關系及族際關系的變化，旨在從文化具體內容上對旅游區文化變遷進行深入剖析。

　　四是影響文化變遷的重要因素分析。對影響社會文化變遷的兩個重要群體--導游和游客進行分析，闡述他們對旅游區文化變遷的具體影響。

　　五是旅游區社會文化建設對策。在對文化變遷進行總結分析基礎上，提出湘鄂渝民族旅游區社會文化建設的若干辦法。

　　二、基本觀點

　　1．旅游區民族傳統文化消解、變異與復興并存

　　在旅游業持續發展下，湘鄂渝各民族旅游區普遍存在著民族傳統文化的消解與變異現象。游客文化示范、文化商品化、旅游文化建設等使民族傳統文化發生變異和消解。不同類型的旅游區，文化消解與變異的方式、程度、影響不盡相同。一是不同民族旅游區文化消解與變異存在著差異。土家族旅游區、苗族旅游區民族傳統文化的消解、變異程度不一。二是開發時間不同的旅游區文化消解與變異存在差異。開發時間早的旅游區所發生的文化消解、變異現象明顯。三是景觀主題不同的民族旅游區文化消解與變異存在差異。以自然景觀為主的民族旅游區，民族文化消解與變異明顯。以人文景觀為主的民族旅游區，民族傳統文化消解與變異的速度較慢。

　　與此同時，旅游業的不斷發展，也導致湘鄂渝民族旅游區民族傳統文化復興。這種文化復興表現在傳統節慶活動的恢復、民族歷史記憶與神話的重敘、民族工藝品及飲食的全面復興、民族歌舞的興起、民族傳統建筑的再造等方面，民族傳統文化復興通過文化意義再造、文化意義擴展、文化內容增添、文化內容簡化、文化整體重塑等方式實現。不同類型的旅游區民族傳統文化復興的方式、內容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

　　2.旅游區現代性文化因素不斷增多

　　在旅游發展過程中，湘鄂渝各民族旅游區的現代性文化因素都在增長。主要體現在旅游服務制度化，民眾商品意識、競爭觀念、市場觀念增強，科學知識日益普及，環保意識、健康意識、開放意識增強，世俗化生活不斷發展，文化主體意識不斷張揚等方面。不同類型的旅游區現代性文化建構各具特色，現代性文化建構并不是以完全放棄民族傳統文化為代價，全盤接收現代文化因子，而是始終在現代文化與民族文化間保持一定的平衡，審慎而理性地構建著現代性文化。

　　3．旅游區催生出值得關注的特殊群體

　　旅游區不可能有與旅游發展無關的居民，村民的生產生活都會或多或少地受到旅游產業發展的影響。在湘鄂渝民族旅游區，旅游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派生出一個特殊群體：坐擁旅游資源而不思進取、不繼續參與旅游業的群體。

　　一些旅游區的村民在旅游業發展初期，憑借居處旅游區的優勢富裕起來。隨著旅游業的不斷發展，他們卻產生怕冒風險、因循守舊、小富即安思想，不再參與旅游活動，與旅游發展帶來的許多發展機遇擦肩而過。在旅游區蓬勃發展、人們紛紛享受旅游果實的時候，他們卻在怨天尤人，感嘆時運的不濟，埋怨政府辦事不公，低程度地分享著旅游帶來的收益。加強對這一群體的引導十分必要。

　　4．旅游影響旅游區族群關系

　　民族旅游區由于占有旅游資源的差異，在當地人中形成“有”旅游資源和“無”旅游資源兩個族群。“有”與“無”兩個群體的關系是微妙的。一方面他們是競爭關系，在旅游市場，他們展開競爭。另一方面他們有著共同的地域、文化甚至血緣上的認同，他們的競爭因此而受到一定約束。“有”者群體占有旅游資源，獲得較多的經濟收入，形成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覺。為維持這種優勢，他們采取各種措施來限制“無”者向“有”者的轉換。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力量、社會規范、習慣法規都是他們利用的工具。作為“無”者群體，他們渴望得到與“有”者同樣的發展機會。

　　目前，湘鄂渝民族旅游區“有”者與“無”者的關系并沒有脫離傳統的族群內部關系模式，根本原因在于當地的旅游市場規模和旅游產業本身規模還沒有發展到足以擺脫傳統文化影響的程度。在族群關系內部起關鍵作用的仍然是民族傳統文化。當市場經濟完全壓倒民族傳統文化時，“有”者與“無”者之間的關系會發生更大變化。

　　5．旅游區的本地族群與外來族群并存共生

　　旅游業的發展需要更多的資源、信息、技術、知識、資本等，旅游區的本地人并不能夠完全滿足這種需求。大量的外來者進入旅游區，并形成了與旅游地族群相對應的外來族群。

　　相對于旅游地本地族群來說，外來族群有某些優勢：愿意從事各種旅游服務工作，比本地人更勤勞，能夠更好地開辟游客市場，把握旅游商機，延伸旅游產業鏈。同時，外來族群在許多方面又處于弱勢：不具備本地人先天擁有自然資源、社會資源。本地人族群與外來者族群因為利益關系，時常會有競爭甚至產生沖突，但為了彼此之間利益最大化，兩族群往往把各自的優勢結合起來，通過各種方式來進行合作，兩者之間的交往逐漸活躍起來，進而產生通婚等深層次交流。在旅游發展過程中，外來族群與本地族群是并存的，“并存、連動、依附、融合”是旅游區本地族群與外來族群關系模式。

　　6.旅游影響旅游區民族意識

　　在旅游發展過程中，隨著當地人參與旅游程度的深入，他們重視恢復、挖掘、保護、利用本民族傳統文化，由此引發旅游地民眾的文化自覺，提升民族意識。

　　旅游區民眾的文化自覺表現為民族風情的大量展示，民族傳統技藝的恢復，對民族文化失真、增值、扭曲、破壞的憂慮，以及對發展本地民族文化的強烈要求和建議。隨著民眾對本民族文化認識的深入，進而對本族文化與它族文化進行區分，辨析民族之間的差異，增強了民族分界意識。民族意識的不斷提升，又增強村民的文化自覺。可見，文化自覺和民族分界意識是互為因果、相互促進的。

　　湘鄂渝民族旅游區民眾文化自覺和民族分界意識的變化，呈現出以下路徑：我物與他物-我俗與他俗-我想與他想-我族與他族。這是一個由較低層次向較高層次演變的過程，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過程。

　　7.旅游影響旅游區民族認同

　　一些湘鄂渝民族旅游區，在旅游開發前，民眾的民族意識并不明顯。隨著旅游來的發展，民族意識明顯增強。一些土家族旅游區，村民的民族認同經歷了“漢族-無所謂-土家族”的變化。這一過程帶有漸近性特點，與當地旅游業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當地政府的文化重構過程相一致，與當地人對民族文化的掌握與認同同步。

　　8.導游和游客是旅游區社會文化變遷的重要因素

　　在民族旅游區，導游既是民族文化的傳承者和傳播者，又是異質文化交往的使者，促進了旅游區的文化建構、文化革新、文化增值與文化變異。

　　游客作為旅游區社會文化的消費者，其需求是民族旅游區生產經營行為的重要動力和導向。一方面，旅游區社會的政府、旅游經營者、民眾在滿足游客的需求中，改變了自身的生產、生活設施，也改變了原本以傳統農耕為主的生計方式。游客對現代文化的示范與傳播，使旅游區民眾加速接受現代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另一方面，大量游客涌入，一定程度地使旅游區民族文化消解與變異。

　　三、成果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通過對文化變遷的實證分析，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文化傳播與文化變遷理論；通過探析民族地區旅游與民族意識、族群認同的關系，深化了民族認同理論；通過分析旅游對族群關系的影響，深化了族際關系理論。另外，通過闡述旅游區社會文化變遷，使人們全面深入地認識旅游對于社會文化的影響，全面認識湘鄂渝民族旅游區社會文化狀貌，對于傳承、創新和發展民族傳統文化，實現旅游區經濟社會文化協調發展，促進民族地區和諧社會建設，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