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任一飛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民族關系史》（批準號為00BMZO11），其最終成果為 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關系史研究》，已于2003年10月由遼寧省民族出版社出版。課題組成員：周競紅。

　　

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民族關系的演變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發展過程。因此中國民族關系史一直是學術界所重視的研究領域。關于中國古代民族關系的研究碩果累累，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民族關系研究的不斷擴展，有關近代和現代民族關系史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該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國民族史的研究領

　　域，對處理民族關系過程中有關政策和措施的總結，對現實民族關系的調整具有借鑒意義。

　　一、新型民族關系建構的理論和實踐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結束了中國民族壓迫和剝削的歷史，使中國民族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民族間的平等、團結、互助成為重要的社會目標。在建立這一目標過程中，中國取得了成就，積累了經驗，也有教訓。新型民族關系的建立是在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整體發展道路中，依據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與現狀，不斷探求正確處理民族關系理論與實踐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始于中國共產黨誕生，直至今天這種探索仍在進行之中。該成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中國過去50年民族關系發展的歷史，提出了這是一段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在中國的歷史實踐過程，是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的解決國內民族問題并取得成就的過程。在良好的歷史傳統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民族關系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極大發展和根本性的改變。一種前所未有的各民族勞動人民之間平等、團結、互助的新型民族關系基本建立。

　　由于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時期對民族關系的理論與實踐探索的深遠意義和極大的重要性，該研究成果對此給予了高度重視，并花費了較多的筆墨梳理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民族關系的認識過程和理論與實踐探索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所受到的第三國際以及前蘇聯的強烈影響。通過對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調整民族關系的理論與實踐過程進行梳理，指出了中國民族關系處理從理論到實踐是一個不斷的探索和實踐過程，這個過程始終以民族平等、團結、互助這個符合中國民族關系歷史和實際的目標為主導。正是由于不斷在革命實踐中認識中國民族關系的狀況，中國共產黨雖曾在理論上承認和鼓勵民族自決、建立聯邦制國家，但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民族區域自治道路，并從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和各民族發展的角度出發，以民族區域自治作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制度。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關系構建歷史過程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區域自治理論不斷實踐和完善的過程，也是以此為基礎民族平等、團結、互助不斷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關系調整的主導者，民族關系得到整體調整。但是民族關系的發展并非直線式的過程，而是受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失誤的影響，民族關系一度在一定的層面受到破壞，民族權益未能得到良好保障，民族矛盾被積淀下來。盡管如此，民族關系總體發展趨勢未改變，經過20世紀70年代末的再調整，民族關系發展回到常態發展的軌道，并于20世紀末葉，經受了世界政治格局激變的考驗。該研究成果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關系在1949年以后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關系性質發生根本轉變階段（1949年—1965年）。一種社會關系性質的轉變需要一個過程，由于民族這一社會歷史現象長期存在，并會受到復雜因素的影響，因而這個過程在民族關系領域可能需要更長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通過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建設，全面調整了社會關系，中國社會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種全新的面貌，剝削和壓迫的政治、經濟制度被消除，中國社會整體政治、經濟、文化向著人民當家作主的方向發展，少數民族地區復雜的社會政治結構、經濟文化結構也在這一過程中經過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而進入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在社會關系中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少。在這一背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關系獲得了各民族均認同的政治基礎——人民當家作主，各民族共同走社會主義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關系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多個層面發生了性質的變化——逐步轉變為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這一關系的發展目標就是各民族間的平等、團結、互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關系曲折發展階段（1966年—1976年）。受到國際國內各種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中國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偏離中國社會現實發展的決策失誤，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生活也被破壞，政治秩序偏離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的軌道，階級斗爭原則代替了一系列社會關系的有效調節政策。民族關系發展在國家層面受到極大影響。從政治上來說，保障民族平等的制度性措施得不到執行；從經濟上來說，政治失序影響了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少數民族群眾生活水平和質量和全國一樣未能得到提高，群眾經濟利益未能得到保障；從文化上來說，由于執行了極“左”的文化政策，各民族的傳統文化被全盤否定。但是，在民間層面由于高度的集體經濟打破了社會經濟組織形式對生活在同一地區各民族人們的隔離，加之一些規模宏大的人口流動，使各民族勞動群眾之間的日常交往加深，在大多數民族地區出現了民族交往規模和深度擴大的趨勢，成為民族關系進一步調整和發展的社會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關系的再調整和常態發展階段（1977年以后）。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前一時期發展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對社會發展的實際進行了重新認識，從而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更符合中國現實國情的判斷，使社會生活逐步回歸到與社會發展實際相契合的狀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斷進步，經濟體制發生轉型。在這一社會背景下，一系列確保民族關系在平等、團結、互助方向上發展的政策、措施得以確立和完善，中國共產黨民族關系理論得到進一步豐富，民族關系調整的制度化水平提高，特別是《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頒布和修改都表明了在國家層面民族關系的調整更具主導性和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社會經濟的轉型使民族關系調整的領域和范圍不斷擴大，并對民族關系調整方式提出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的要求。

　　總體來說，該研究將民族關系納入國際和國內社會整體變遷這大背景進行觀察和研究，以理論探索與發展和實踐與發展為兩條主線將民族關系變化過程的歷史圖景呈現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等建設的整體中推進民族關系發展的歷史事實。

　　三、新型民族關系的大方向與各民族群眾日常生活的互動

　　民族關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在中國這樣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內，國家在制度層面的調整只能是一種宏觀的調整，不同民族個體之間日常的生活互動關系調整則是微觀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50多年社會生活的歷史變遷中，由于民族隔閡的打破，各民族個體成員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通婚、人口流動，或今天的互聯網不斷加深相互之間的聯系，促使各民族之間達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聯系�？傊�，正是不同民族個體之間的日常互動構成了民族關系深入發展的基礎，而矛盾的不斷解決則促成了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發展。從不同民族日常生活層面的聯系觀察民族關系的發展，促使該項研究不僅注重宏觀政策對新型民族關系建立的影響，還可以找到新型民族關系達成的民間基礎，從而全面把握民族關系發展的總體態勢。該項研究在關注民族關系宏觀調整的同時，也關注民族關系微觀調整機制的狀況。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民族關系的調整不能超越具體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民族關系不能與階級斗爭相混淆，并且認為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小康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是確保新型民族關系穩定發展的必要條件。

　　本研究存在著一些不足，一些問題尚待進一步觀察和深入研究。比如，對于民族政治關系的調整來說，需要深入研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如何更好地保障民族平等權益和少數民族有效的政治參與；對于民族經濟關系的調整來說，確立一個與各不同民族歷史和現狀適宜的目標來推進少數民族地區的小康社會建設成為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這個問題需要從歷史和現實的多個視角進行研究，以尋求一個有利于各民族持續發展的方案；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文化的多樣性與同一性關系的處理日益成為影響民族文化關系的重要領域，如何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協調這些關系是處理民族文化的重要關鍵，也與民族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密切相關。因此，這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系統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推進民族關系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