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大學仇華飛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美國的中國學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5BGJ01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注重對中國現實問題研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美國中國學研究區別于東西方漢學的一個顯著特征。冷戰結束后，大批美國中國學研究精英脫穎而出，他們活躍在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會、歷史、文化、教育等領域，同他們的前輩相比，這些人更注重學理分析和理論構建，強調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的新穎，善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相互交叉。而且，隨著國際環境的變遷和中美之間學術交流的全方位展開，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們與中國同行們通過合作與交流，不僅提高了研究的客觀性，而且克服了對中國文化認識上存在的誤區。對美國學者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科學地論述和分析，出版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學術專著，豐富國際中國學研究領域是這個項目研究的目的和宗旨。

　　一

　　這項成果聚焦于美國學者在戰后不同時期論述和探討現當代中國社會的各個問題領域，研究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中國社會歷史、政治與經濟問題研究，第二部分論述美國學者對當代中國外交政策、戰略及其理論的研究。從時間界定看，前者主要關注美國中國學研究的歷史與現實問題的演變，內容包括：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興起、中國學研究的轉型、地區問題研究重要性的凸顯、麥卡錫主義對中國學研究的影響、美國智庫對中國問題的研究等。在這一部分，作者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考察了美國中國學研究的演變，主要關注了中國學研究的多元視角，比較了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和柯文（Paul A. Cohen）的中國近現代史觀，厘清了美國學者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指出：用西方理論分析中國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同時又關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研究視角和模式的多元化，是美國學者考察中國政治問題的基本價值取向；把中國軟實力問題與中國國際形象結合起來研究，則可以證明國內政治是影響國際政治的重要因素。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智庫的一些中國通還把目光轉向了中國對外經濟戰略、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及其對農業的影響等問題，借此探討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中存在的制度性、結構性矛盾。

　　在第二部分，這項成果主要關注了美國學者對當代中國外交政策、戰略和理論問題的研究，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及其與周邊大國的關系，中國學研究與中美關系等。中國問題專家陸伯彬（Robert S. Ross）、江憶恩（Alistair Iain Johnston）、何漢理（Harry Harding）和藍普頓（David M. Lampton）等人的著述成為個案研究中的亮點。作者認為，這些人在論述中美關系時，強調中美戰略合作與戰略對抗共存，分析美國對中國實行既接觸又遏制的所謂“兩面下注”戰略，分析美國學者研究中國軍事戰略、中國戰略思想以及中美亞太戰略博弈等不同層面的問題；其研究成果可以為國家在制定對外戰略時關注國際關系的社會化、機制化以及戰略選擇與政治之間的邏輯關聯提供理論參考。

　　從當今國際中國學研究發展態勢看，美國中國學研究已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領域，是一門國際“顯學”，關注和資助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無疑有助于推動世界中國學研究的發展。

　　二

　　這項成果在論述中國現代社會歷史問題發展根源時強調，美國中國學研究視角的轉變使一些中國問題研究者們深深地扎根于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歷史文化的研究。如費正清的“沖擊--回應模式”與柯文的“中國中心觀”是當代美國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研究的基本取向，尤其是后者。這一新的研究取向是“倡導以中國為出發點，深入精密地探討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動力與形態結構，并力主進行多學科協作研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結構--功能分析模式”，其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這種模式集中體現在施堅雅20世紀60年代中期發表的3篇論文中，它對晚清和民國時期的中國農村市場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分析了中國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化的基本動因。

　　這項成果在分析美國學者對中國政治的研究時，重視方法和模式的構建，如：“傾向模式、派別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結構模式、規范模式、利益群體模式、合理性模式”等；強調不同的研究視角，這些研究視角主要涉及，“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政治精英分析視角、政治文化視角、結構功能視角、宏觀與微觀分析結合的視角”等。在研究中，注重各種模式和視角的互相競爭、補充，并在認識研究規律的過程中逐漸成熟，以推動學術界準確理解美國學者對中國政治深層次問題領域的研究。

　　這項成果在論述美國學者研究中國外交及外交戰略時，認真細致地分析了他們的研究方法，如：從政治學研究視角研究中國外交政策與戰略問題；從全球視角看中國與世界大國的關系；從地區作用看中國外交戰略；從多邊外交看中國的國際安全環境；社會化理論、建構主義、國內政治、定量分析、內容分析等方法對中國外交戰略決策研究的影響。運用現實主義的權力理論，從傳統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以及軟實力構建等不同層面分析發展中美關系、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與維護國家利益的邏輯關系。

　　這項成果還運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歷史與現狀相結合的分析方法、既對美國中國學研究進行了全景式綜合考察，又特別重視對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的個案研究，強調了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基本特征。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美國研究中國是為其推行全球戰略服務的，但研究中國也有助于改變美國民眾和媒體對中國的認識。同時，美國學者對中國國家形象和軟實力提升的關注，也有利于消除西方國家對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的偏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與中國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是緊密相連的。美國學者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時將這些思想賦予時代內涵，不僅有利于世界各國人民深入了解和平崛起的中國，而且也使中國學研究顯得更加富有時代意義和價值。

　　此外，這項成果還指出，由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經濟體制正在發展轉型之中，所以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特點也在不斷變化。老一代中國問題研究者，如費正清、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鮑大可（A. Doak Barnett）等擅長運用歷史分析方法，做深入扎實地實證研究，他們對中國的研究不僅在學術上有很高的建樹，而且為美國民眾了解中國，美國政府制訂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他們的研究精神在當今美國中青年學者中仍有很大影響。但當今的中青年研究者們并不停留在原有的基礎上，相反，他們注重研究方法的創新，擅長將實證研究與理論研究結合起來，推進美國中國學研究模式的轉型，擴大了中國學研究的問題領域。

　　在當今的美國，有一批活躍在大學和研究單位（包括智庫）的華裔美國學者，他們中不少人已其中有些人已出人頭地，成為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知名專家，例如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裴敏欣、布魯金斯學會的黃靖和李成、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力、哥倫比亞大學的呂曉波、杜克大學的史天健、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丹佛大學的趙穗生、康奈爾大學的陳兼、紐約城市大學的孫燕等。成為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知名專家，如：原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裴敏欣、布魯金斯學會的黃靖和李成、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力、哥倫比亞大學的呂曉波、杜克大學的史天健、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丹佛大學的趙穗生、康奈爾大學的陳堅、紐約城市大學的孫燕等。由于他們在語言方面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加之他們熟悉中國文化傳統，因此在涉及中國政治、經濟、外交及歷史文化問題研究時，他們視角新穎，方法獨特，史料運用自如，為美國中國學研究增添了許多新的色彩和內容。

　　三

　　這項成果是按問題領域確立研究的基本架構的。雖然中國學研究還沒能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但這項成果立足于借助西方政治學、經濟學和國際關系學理論，力求做到“洋為中用”、“推陳出新”，以推動該領域研究的學術創新和理論構建。從國別研究、比較政治、國際問題研究的視角考察了美國中國學研究；在借鑒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實現了理論與對策研究相結合的突破和超越；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進行了個案研究，等等。這些都凸顯了成果的實用價值。另外，這項成果以其嶄新的研究視角也將為我國當代國際中國學研究奠定良好的學術基礎，有助于人們了解美國學者、官員，尤其是美國智庫的對華立場、政策建議的思路以及對中國的認知，進而為我國政府及相關決策部門制訂戰略性、科學性的對美政策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