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楊光斌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制度變遷理論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6AZZ001），最終成果為專著《國家與制度變遷》。課題組成員有：李月軍、高衛民、鄭偉銘、王靜、劉倩。

　　一、基本思路

　　這項成果分為兩個部分：理論研究和比較制度變遷研究。在理論研究部分，首先，對1980年以來流行的制度變遷理論的知識淵源即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進行梳理和追問，分析其貢獻和問題，指出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其實是國家理論。其次，以歷史制度主義為主的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直接來自諾思的理論，因此接下來就是對歷史制度主義理論要素的介紹和分析。第三，從人類制度變遷的長河來看，尤其是在制度變遷的關鍵時刻，總是觀念和制度在決定著常規時期的制度變遷，提出了“以制度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觀”，算是對林林總總的現代化理論增加一個新的腳注。

　　理論的價值在于其解釋力。在比較制度變遷研究部分，將制度變遷理論運用于重大現實和歷史問題，并在經驗研究中發現理論。20世紀最后20年是多事之秋，很多國家紛紛轉型，中國最為關注的別國的制度變遷莫過于蘇聯解體和俄羅斯轉型，以及和中國進行著步調一致改革的印度。蘇聯解體和俄羅斯轉型是驗證制度變遷理論以及其中的國家理論的經典案例，而中國和印度的比較觀察又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制度變遷中國家的重要性和觀念在關鍵時刻的決定性。只有在悠長的歷史背景和更廣闊的視野下進行比較研究，制度變遷理論和制度變遷的基本經驗才更有價值。基于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中國的制度變遷經驗，這項成果提出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制度變遷路徑，并在此基礎上重新思考的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適性”問題。最后，總結了制度變遷中的國家與國家形態問題，討論國家轉型與國家形態的關系，發現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在國家理論譜系中具有“元理論”的地位。

　　二、 具體內容與重要觀點

　　1.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研究。在第一部分，首先研究的是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社會變遷和政治發展的理論豐富多彩，源遠流長，但是第一次以“制度變遷理論”出現的還是諾思，因此首先討論的是“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貢獻與問題”。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個支柱是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其實，諾思也就是從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大角度探討制度變遷的。這項成果認為，諾思的貢獻體現在：第一，在方法論上，以社會科學脈絡（將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量融為一體）而非單一的學科或者學科的具體方法而觀察人類的制度變遷，為社會科學的一體化趨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第二，把政治當作解釋變量而不僅僅是被解釋的對象，畢竟，在由政治、經濟和文化所構成的社會系統中，政治處于系統的核心地位。政治無疑受到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但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政治的作用舉足輕重。諾思制度變遷理論的問題在于，第一，在制度變遷的方式上，把以英國經驗的變遷方式即連續性的漸進變遷當作一種一般性的變遷方式，其解釋力受到限制；第二，在探討意識形態的作用時，把觀念當作正式制度的一種衍生物，這樣既混淆了觀念與文化的區別，也不符合很多國家的制度變遷，比如最初在中國傳播的馬克思主義顯然不是既定制度下的產物。

　　2.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要素。新制度主義中的三大流派之一的歷史制度主義直接來源于諾思的制度變遷理論，比如“路徑依賴”、“報酬遞增”等關鍵詞。在這一部分，重點介紹了中外學術界歷史制度主義研究中關于制度與行為的關系、觀念與制度的關系、制度變遷理論的關鍵詞比如制度否決點、制度關聯、斷續平衡、歷史無效性、重視時間序列等對于解釋制度變遷的價值和局限，以及關于歷史制度主義本身的貢獻與問題的討論。理論本身的問題是理論抽象不足，概念不確定性。但是，歷史制度主義所以在中國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因為它的一些概念與歷史唯物主義具有一定的重疊性，比如時間序列中的量變質變分析。范式的比較要有一定的基礎或共性，而歷史制度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之間具有很多共同的變量可資比較。

　　3.以制度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觀。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的基礎上，借鑒歷史（尤其是中國政治史）、經濟史、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提出了用于分析歷史演進的制度理論。歷史演進可分為常規時期和關鍵時刻。在常規時期，宏觀的制度結構決定著由組織、組織間關系和非正式制度等所構成的中觀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直接決定著制度績效；在制度變遷的關鍵時刻，觀念則影響著制度結構和制度安排的構成，不同的觀念導致不同的制度績效。制度分析理論的總的特點是以制度為出發點的綜合性。其他特點包括，第一，比較方法，即通過制度與制度、制度中的相應屬性之間的對比和異同，可以解釋一個制度的某種屬性以及制度變遷的一般規律；第二，制度范式所關注的不是政治、經濟或文化事件本身及其過程，而是這些事件與過程的內在制度性原因，但同時又不會忽視環境對于制度的影響。第三，對歷史上的制度變遷最為關注，對大變化、大轉軌最有興趣，解釋為什么一個制度會轉向另一個制度、是什么問題導致制度的衰敗。第四，強調個人行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本身的產物，制度的變化導致偏好的變化。對制度變遷中個人偏好和利益計算的重視，意味著制度范式又具有微觀屬性。第五，重視制度變遷過程中制度本身的慣性和相互依賴性，即路徑依賴和制度的繼承性；但是，制度分析不排斥制度變遷的偶然性。

　　4.中國—印度改革比較。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其對經驗的解釋力，而經驗又是豐富和發展理論的源泉，最近30年全球范圍內的制度變遷和政治發展為發展和豐富政治學理論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其中中國的改革開放、印度的改革和蘇聯—俄羅斯轉型對于中國的社會科學最具價值。中國和印度的改革進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的政治體制下包涵著近似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情況說明了什么？在歷史演進的關鍵時刻，觀念很重要。兩國的基本情況是，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在新的觀念的引導下，兩國發生了進程近似的經濟改革，中觀性的制度安排發生了巨大變革，從而導致完全不同的經濟績效。

　　5.蘇聯—俄羅斯轉型的經濟研究。第一次從國家理論的視角研究蘇聯—俄羅斯的制度變遷，發現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今天，30年內蘇聯—俄羅斯經歷了三種國家形態，分別是80年代的失敗型國家、90年代的依附型國家和新世紀以來的自主性國家。蘇聯—俄羅斯的制度變遷告訴我們，在民族國家成長中，國家本身的地位和作用至關重要，而自主性國家又是一個國家成長過程中成敗的關鍵。因此，蘇聯—俄羅斯轉型是制度變遷理論關于國家作用的又一個新的經典案例。

　　6.制度變遷的路徑及其社會科學價值。這一部分是視野放在現代化以來主要國家制度變遷路徑的考察上，發現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制度變遷路徑，而不同的路徑演繹出不同的社會科學理論。具體而言，英國—美國社會力量主導的制度變遷衍生出社會中心主義的理論體系，而法國—德國—日本由官僚體系主導的現代化衍生出國家中心主義的理論體系，俄國—中國的由政黨主導的現代化應該衍生出政黨中心主義的理論體系。這一發現意味著，來自特定經驗的社會科學理論具有很大的地方性，具有地方稟賦的理論要成為一種普世性價值，必然遇到地方性障礙，而有些障礙甚至是不可逾越的。

　　7.制度變遷中的國家與國家形態問題。對二戰后發展中國家或現代國家建設的經驗研究進一步發現，國家形態與民族國家建設的成敗有著直接關系。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亞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國家自主性是現代國家建設成功的前提。有意思的是，名目繁多的國家形態最終都沒有超越馬克思提出的工具主義國家和自主性國家，其中每一種國家形態衍生出相應的國家形態。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具有“元理論”性質。　　三、主要建樹與價值

　　這項成果具有一定的原創性：第一，對制度變遷理論的貢獻與問題的提出，并建構了自己的制度分析框架。 第二，在比較制度變遷路徑研究的基礎上，第一次提出政黨中心主義。第三，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國家形態與制度轉型、現代國家建設成敗的關系，以及馬克思國家理論的“元理論”地位。此外，這項成果在經驗比較基礎上，運用制度變遷理論，分析國家和國家形態在民族國家成長過程中的地位和樣式，發現現代國家建設的一般規律。這對于正處于現代國家建設中的中國而言，無疑具有較高的思想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