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閭小波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近代民主史研究1840-1949》（項目批準號為04BZZ010），最終成果為專著《近代中國民主觀念之生成與流變——一項觀念史的考察》。課題組成員有：劉慶樂、熊秋良、祝天智等。

　　該成果主要內容是對1840-1949年間民主觀念在中國的生成與流變作全面的考察、梳理與分析。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是中國民主觀念的生成期，進入20世紀民主觀念開始發生流變，出現了不同的民主觀念，或對民主作出不同的理解，此種流變一直延續到1949年。民主觀念的生成與流變對近代中國的政治發展產生的影響較大。

　　該成果屬于觀念史的研究領域。與西方相比，觀念史的研究在中國尚處在探索階段，相關的學術積累有限。觀念史的研究于上個世紀前半期才在美國出現，起初強調的是對一些偉大作家的經典文本進行分析，以此來揭示人類各種觀念的演變，這以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洛夫喬伊（ArthurOnckenLovejoy，1873～1962）為代表。自20世紀70-80年，隨著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劍橋學派”的崛起，“歷史語境主義”受到追捧。以劍橋大學歷史系斯金納(Q.Skinner)教授為代表的“劍橋學派”注重研究產生那些經典文本或偉大觀念的社會和知識源泉，即特定的“歷史語境”，他們認為沒有脫離語境的無時間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只有從歷史語境出發，才能更好地把握觀念的生成與演變。該成果在研究近代中國民主觀念時，兼容了這兩種研究方法，但更側重對近代中國不同時期“歷史語境”與觀念史演變互動關系的分析，這主要是因為近代中國的歷史語境非常獨特，且變化的速率太快。

　　在研究中，史學的研究方法與政治學的分析方法當然不可或缺。中國學界對近代中國民主思想的研究已有較多的學術積累，但以往相關的研究者（多為史學工作者）大多運用史學的研究方法，側重于對史實與史料的辨析及相關文本的梳理，而此項研究在充分運用史學方法的同時，盡可能吸收西方政治思想史及當代政治學理論的研究成果，以一個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來透視民主觀念在近代中國的生成與演變，力求對該主題作出更為深刻與合理的解釋。

　　前近代的中國是否存在民主觀念的遺產？民本主義與民主主義是什么關系？自19世紀末就有不同的看法，當下學界也是見仁見智。該成果分別從學理、文獻及經驗（制度實踐）三個維度展開分析，結論是民本主義與民主主義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知識體系與價值系統，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主觀念之于中國是一個“舶來品”。

　　近代中國民主觀念的流變表現為階段性的特征。從近代中國民主觀念的生成與流變來看，可粗疏地分為五個階段：

　　1、19世紀中后期為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辨識期。關鍵詞是議會。中國人通過間接或直接的方式在西方文明中探尋“他者”的“長技”，包括民主的種子，辨別中西政制之異同，其關注點是直觀而有形的制度設計——代議制。代表人物是那些關注西學并有革新取向的維新派思想家，如王韜、鄭觀應等。

　　2、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民主觀念的輸入期。關鍵詞是民權、自由、憲政、權利等。甲午大敗、戊戌政變后，國人的自我認同危機在加深，并紛紛將希望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留日學子與旅日人士，開始挖掘西方文明有形制度背后的各種觀念、價值、習性等。相關知識的來源以“東學”（日本化了的西學）為主。

　　3、1903年至民國初年為浪漫主義民主的輸入期。關鍵詞是革命、共和、民主等。以孫中山及一些留日、旅日及沿海的一些革命志士為主體，改朝換制是他們共同的追求，相關的知識來源雖然也是以“東學”為主，但主要是汲取了“東學”中與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戰爭相關的一些思想素材，如盧梭的思想、《人權宣言》等。當然，主張行民主應以開民智為前提的漸進主義民主觀始終與之隨行，但此種民主觀呈邊緣化的趨勢。

　　4、“五四”時期為民主觀念的分岔期。“民主”與“科學”是“五四”啟蒙之士共同的期盼，但“五四”之子大體是分別沿著兩種不同的思想理路來闡釋各自民主觀：一是留學英美的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精英民主，二是以留學日、俄或有法國勤工儉學背景的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義——大眾民主（庶民主義的民主）。“五四”落潮，兩派人士均懷“革命尚未成功”之感，并分別依循各自的理路與立場，來繼承“五四”遺產，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闡發各自的民主觀。

　　5、南京國民政府以后為民主觀念的期成期。“五四”之子分途奮爭，以期實現各自的民主理想。一是以胡適、羅隆基、張君勱、儲安平等學院派知識分子為代表，他們主要是在體制內通過報刊來宣揚自由主義民主，以期當政者接納其理念與制度設計，使中國走入自由主義民主的軌道。二是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為代表，他們主是要在體制外通過組黨、建軍，對鄉村社會進行最為廣泛的政治動員與徹底的改造，通過革命運動為實現大眾民主（人民民主）而斗爭。他們的共同點是皆以現行的“黨國體制”為批評對象，但批評的方式迥然不同。

　　前兩個階段大致可視為近代中國民主觀念的生成期，而后三個階段則是民主觀念的流變期或期成期。

　　觀念的流變離不開那些關鍵性的觀念人物。在西方民主觀念史的流變中，有一些公認的偉大的觀念人物及其經典作品，近代中國則有其特殊性。作為一個后現代化國家，且處于一個艱難的國際空間與復雜的國內政治生態中，很難想象中國的觀念人物也像西方的同道者那樣，為觀念而觀念，并從容地思辨、精心地建構一個成熟而嚴密的觀念體系。近代中國的時勢不可能給觀念人物提供培育某種觀念所需要的足夠時間與理想的心境。他們如同穿梭于槍林彈雨中的勇士，必須與時間賽跑。他們的鐵肩不僅要擔道義，更要擔救亡。救亡在近代中國是一個永恒且持續升溫的主題。所謂“永恒”乃是因為革新努力不斷遭受挫折，此種挫折勢必要求觀念人物不間斷地提供新的不僅能感召當道者，而且更能鼓動民眾的具有救亡功效的觀念。這樣，許多觀念人物更加具有政治人物甚至政治領袖的特質，這不僅沖淡了觀念人物的職業化的屬性，使他們普遍患有思想的貧血癥，也使得他們供給社會的觀念更像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口號，從而使得觀念應有的深邃與理性成分不足。惟其如此，在中國近代民主觀念流變的過程中，既沒有產生可與西方偉大思想家相比肩的觀念人物，也未能產生一系列偉大的經典作品。但是，中國并不缺少民主觀念方面的風向標式的人物。從民主觀念流變的角度看，風向標式的人物至少有：王韜、梁啟超、孫中山、李大釗、胡適、毛澤東等。他們在不同時期所提出的表達民主觀念的概念及與此匹配的一套支撐性的詞匯，均成為中國近代民主觀念流變史上的重要環節。

　　近代中國，不同的民主觀念相互碰撞，分途演進，并對其間的中國政治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思想來源既有“西學”、“東學”（即日本化了的西學），還有來自蘇俄的民主觀念及制度實踐等。

　　觀念的生成與流變直觀地表現在觀念人物的言論之中，因此對這些言論載體的文本進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某一觀念的生成與流變，但僅此是不夠的。近代中國是一個風云際會的時代，國內的政治生態與國際因素的不確定性，使近代中國的“歷史語境”復雜而多變，這對處于特定語境中的觀念人物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方面的分析對加深近代中國民主觀念流變的理解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