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工商學院季麗新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農村政治發展模式的選擇與優化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8BZZ003），最終成果為同名研究報告。課題組成員有：南剛志、陳冬生、藺雪春、孫守春、李默海、呂如敏。

　　這項成果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已經形成了以“鄉政村治”為主要標志的中國農村政治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農村政治進步，積累了豐富經驗。但這一初級形態的農村政治發展模式已經暴露出嚴重的問題，農村政治發展陷入困境。要放棄固守“鄉政村治”模式的政治思維，構建中國新型的農村民主自治模式，即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制度、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鄉鎮民主自治制度為制度支撐，以農村公民社會和農村公民文化建設為社會和文化基礎，把民主和自治兩個價值目標融合起來。建設農村民主自治模式要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農村政治發展模式的選擇

　　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形成了以“鄉政村治”為主要標志的中國農村政治發展模式。該模式把發展農村基層民主、擴大農民政治參與、維護農村政治穩定、提升農民政治素質和加快農民組織化進程作為主要任務，意在實現農村基層民主、群眾自治、政治穩定和政治平等的價值理念；該模式強調漸進發展方式，即堅持黨在農村的領導，遵循自下而上、從邊緣到核心的發展思路，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在不斷試驗的基礎上實現農村政治轉軌；該模式以農村政治制度創新為動力，通過誘致性農村政治制度變遷和強制性農村政治制度變遷相結合的途徑推進農村政治進步。

　　2．以“鄉政村治”為主要標志的中國農村政治發展模式形成了獨有的特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與一些發達國家農村政治發展類型相比，該模式具有明顯的特征。從總體上看，模式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權威，工具取向極其明顯，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和不平衡性。盡管模式還不夠成熟，但運行以來，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農村政治進步，積累了豐富經驗。實踐證明，農村政治發展要發揮政黨的作用，要同農村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狀況相適應，要特別關照政治穩定的目標，要采取漸進的方式。這一切將為一些發展中國家農村政治轉型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3．以“鄉政村治”為主要標志的中國農村政治發展模式面臨困境。隨著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和村民自治的發展，作為初級形態的中國特色農村政治發展模式在運行中已經顯現出非常嚴重的問題，農村政治發展陷入了困境，表現為：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權、鄉鎮行政權與村民自治權相互沖突與碰撞；農民政治參與制度化水平較低；農民組織發育緩慢；鄉鎮政治發展嚴重滯后等。農村政治發展模式優化問題引起人們的重視。

　　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農村政治發展模式的優化措施

　　1．放棄固守“鄉政村治”模式的政治思維，構建中國新型的農村民主自治模式。村民自治的發展要求鄉鎮重新調整治理模式，給予村民自治足夠的生存空間；鄉鎮經濟和社會發展迫切需要鄉鎮政治轉型。農村政治發展必須在原有模式的基礎上，走出原有政治制度的“路徑依賴”，并有所突破，把村級民主自治提升為鄉、村兩級民主自治，構建中國農村民主自治模式。這一新模式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制度、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鄉鎮民主自治制度為制度支撐，以農村公民社會和農村公民文化建設為社會和文化基礎，把民主和自治兩個價值目標融合起來，是農村居民根據法律充分享有自主管理農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基層民主制度，是農村治理的有效方式。

　　2．建設農村民主自治模式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一方面，要考慮原有農村政治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所造成的行為慣性；另一方面，還要考慮農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嵌入性，因為，任何一種政治模式都難以擺脫其所處的制度環境和社會結構的影響。為此，在近期內，一是依法實行鄉鎮政府與村民委員會分權制度，村黨組織權力的行使必須納入村民自治的軌道，促成鄉鎮政府與村民委員會關系的和諧，實現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權與村民自治權有效銜接，完善村級民主自治制度；二是恢復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法定地位，為完善村級民主自治制度創造條件，為建立鄉鎮民主自治制度打下基礎。從長遠看，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村民主自治文化、社會條件的逐步成熟，民主自治的領域要適時地擴大到鄉一級，建立鄉鎮民主自治制度，把“鄉政村治”模式提升為農村民主自治模式，使黨和國家過分集中的農村權力進一步向農村社會讓渡。

　　3．建設農村民主自治模式要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在中國，農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建立與完善要著眼于中國政治發展大局，既要充分借助國家政治民主化潮流，又要關注農村政治改革與發展對國家政治穩定大局的影響。同時，農村政治發展模式的優化涉及農村基層民主、農民政治參與、農村政治穩定、農村政治文化、農民組織化等農村政治發展內容，離不開農村精英、農民工等農村政治發展主體，因此，新模式的構建要注意解決農村政治發展主體和各個方面面臨的問題。第一，就農村基層民主而言，要樹立新的農村基層民主觀，把農村基層民主看成是農村基層黨內民主、政權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同構和統一；以往單兵獨進式地推進農村基層民主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要把其置于新農村建設宏偉戰略中，拓展其生長的政治空間，構建農村基層民主發展的經濟、文化和社會根基。第二，就農民政治參與而言，要盡可能地疏通和擴大制度化參與渠道，改變農民傳統的參與習慣，盡量消除容易引發農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外在誘因。社會調查結果顯示：農民文化程度對政治參與的影響最強，農村經濟因素對政治參與影響最弱，因此，要把教育農民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第三，就農村政治穩定而言，黨和國家要不遺余力地維護農村穩定大局，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實現農村利益整合；改革土地制度，保護農民土地利益；推進新農村建設，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村基層黨組織權威，發揮政黨穩定社會的作用；構建農民利益表達的制度化途徑，減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加強對農民的思想教育，讓農民養成通過正常渠道表達訴求的習慣。第四，就農村政治文化而言，農村政治文化建設要為穩固國家統治權服務，為農村政治制度變遷和農村經濟和社會進步提供文化支持；要準確地把握農村政治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實現農村參與型政治文化與傳統政治文化的對接，使權利與義務觀念、競爭與合作觀念、法治與德治觀念相結合；積極拓展農村政治文化建設的途徑，高度重視政治精英、大眾傳播工具、學校、現代農村組織在農村政治文化建設中的帶頭、引領、基礎、培訓作用，盡快地形成農村政治文化建設的網絡覆蓋系統。第五，就農民組織化而言，當前，農村最主要的任務是提高農民生活質量，農民經濟組織的發展迫在眉睫；有益的農民文化、社會組織也要加快發展，通過這些組織的訓練和培養，使農民學會理性地表達利益和寬容地接受不同意見，逐漸形成農村公民文化；隨著農民組織能力的提高，在可控的情況下，逐漸發展農民政治組織和綜合性組織，這既是落實農民政治權利的需要，也有利于農村社會穩定；農民組織對政治發展的影響是雙重的，我們應對發展農民組織持審慎的態度；要特別關注虛假農民組織騙取國家物資和扶持政策問題，加大政府監督力度，引入農民組織社會評價體系。第六，就農村政治精英而言，要加大農村精英培育力度，建立農村外流精英信息庫和定期聯系制度，對農村精英進行定期的公眾評價調查，為愿意且能夠向政治精英轉型的精英建立某種個人資本保值或增值手段，提高農村精英的參與和決策能力，釋放農村政治精英發揮作用的政治空間。第七，就農民工而言，要從指導思想、制度建設、權利落實、組織培育等方面改善農民工的生活狀態，并通過適當地調整農村政治參與時間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改善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條件。

　　總之，這項成果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農村政治發展模式研究方面，能夠獨成一派，所提出的一些觀點處于當前國內研究的理論前沿。成果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農村政治發展模式；創建了未來中國農村政治發展新模式；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解決了一些學術難點，為深化農村政治發展理論作出了可貴的探索。成果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有利于進一步推動農村政治發展實踐；有利于進一步促進“三農”問題的解決；有利于進一步提升中國政治發展水平。特別是形成了5篇比較有分量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提出的一些問題和建設性意見得到了調查地政府部門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