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王元龍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金融全球化與我國金融安全問題研究”（批準號為00BJL038），其最終成果為專著《中國金融安全論》。這項成果就維護我國金融安全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

　　一、正確認識金融全球化的兩重性，即利益和風險共存。如果只看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忽視風險防范，就有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如果片面夸大金融全球化的風險，在對外開放中裹足不前，或者如果因為存在著利益分配不公平而拒絕參與金融全球化，就會貽誤發展的時機，將導致經濟發展緩慢，最終反而影響金融安全。金融全球化既不是“陷阱”，也不是“餡餅”，只有積極投入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充分利用金融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機會，同時又注重防范和控制金融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并且與發展中國家一起維護自己的利益，才有可能在不均等的利益分配中得到盡可能多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不公平的分配格局。

　　二、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的戰略選擇。當前我國金融領域仍然潛伏著隱患，由于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我國正在孕育著潛在的金融危機，主要依據為：嚴峻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金融調控的直接作用力降低、股票市場持續縮水的負面影響、超低利率環境的負面影響、對一些行業的過度投資對銀行資產質量構成巨大威脅、高度的經濟信息化將加大危機的蔓延效應、企業“帶病”運行、金融風險顯現。正確選擇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的戰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國際資本流動的風險控制；銀行業的改革與發展；金融監管體系的完善與強化；貨幣政策的協調；制定與實施合理的匯率政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國際收支政策的調整；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維護我國金融安全，最重要、最緊迫的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應對新情況需要新思路，確保金融穩定運行，促進企業健康發展，制定新的風險控制措施，重視經濟發展的質量。

　　三、建立資本流動風險的監控體系。這一體系至少應包括資本流動風險控制的政策體系和資本流動風險的監測體系。建立資本流動風險控制的政策體系的主要作用是，通過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包括反周期措施、結構政策和資本管制，減少國際資本流動的負面影響。建立資本流動風險監測體系的主要作用是根據經濟環境的變化，適時調整管理目標，并對跨境資本流動進行有效的統計、跟蹤、預測和分析。另外，我國應繼續實行審慎的外債政策，把安全性放在首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外債風險。比如保持適度的外債規模，完善轉貸和擔保機制，控制外債使用環節的風險，加強外債償還風險控制等。

　　四、采取制度性措施改革銀行業。我國銀行業的改革要堅持加強領導、整體設計、循序漸進的原則。貫徹好這一原則，應成立專門的銀行業改革領導委員會，其主要職責是制定整體方案和進行制度設計。銀行業的改革要多管齊下。首先，要加強銀行內部管理，盡快建立以客戶為導向的銀行組織結構和精簡高效的決策組織，建立風險綜合監控系統和具有前瞻性的管理信息系統。其次，要通過重組上市完善銀行公司治理，實現產權主體多元化，形成具有剛性約束的資本經營機制。再次，要為銀行業改革提供良好的宏觀環境。主要是：國有銀行改革應與國有企業改革同步進行；建立規范、完善的資本市場；以市場化方式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徹底解決冗員的消化問題。

　　五、加快完善我國金融監管體系。要重新確立我國金融監管目標：維護金融穩定，保護債權人利益，提高金融監管水平，確保金融監管的有效性。當前金融監管體制亟需改革的內容應包括金融監管政策的非行政化、加強銀行公司治理標準的監管、執行符合國際標準的審慎會計制度、建立銀行危機救助制度、加強不同監管主體之間的合作等。監管重點應由合規轉向經營性風險。此外，應選擇合適的時機設立金融監管委員會，對金融業實行全面監管，建立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這既能有效行使金融監管職能，又能保證監管機構的獨立性，也符合國際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

　　六、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應是增強匯率的彈性和靈活性，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從近期和中期來看，改革的方向應是建立真正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即貨幣政策完全獨立，匯率具有一定的彈性和靈活性，逐漸放松對資本和外匯的管制。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應把握的原則是：真正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采用多樣化的管理方式和手段，適當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改革的操作思路是：完善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基礎和形成機制，健全和完善外匯市場，增強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

　　七、不斷完善我國的貨幣政策。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是我國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必須堅定不移。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貨幣政策的實施既要防止通貨緊縮，又要防止通貨膨脹。為此，要繼續堅持貨幣政策的穩健原則，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特別是要正確處理防范金融風險與促進經濟增長的關系，既要保持貨幣供應量適度增長，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又要提高貸款質量，保證金融穩健運行。同時，要加強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的協調，明確匯率政策是貨幣政策的組成部分；引入創新政策工具，提高調控目標集最優解實現的可能性等。從中長期看，加強政策協調的根本出路在于穩步、深入推進結構改革，實現各類市場的有效銜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

　　八、正確把握資本賬戶開放。對任何國家來說，是否開放資本賬戶都是一項重大的經濟決策。我國不可在條件尚未成熟時匆忙開放資本賬戶，要審時度勢，充分權衡利弊，始終堅持有利于增強我國主權經濟(包括主權金融)發展和維護我國經濟金融安全的原則，從經濟發展、國計民生、主權安全等方面來決定資本賬戶開放的步速。對于先開放哪些子項、后開放哪些子項，應考慮國際資本流動的期限效應、投資者的特點、證券市場的工具種類、證券市場結構等因素。開放的步驟可選擇先長期投資后短期投資，先機構后個人，先債權類工具后股權類工具和金融衍生產品，先發行市場后交易市場。

　　九、進一步改善我國國際收支。目前，我國國際收支調節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保持內外部經濟的“兩個平衡”；如何正確處理“雙順差”與保持“兩個平衡”之間的關系；如何保持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基本平衡；如何進一步加快我國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提高資金利用效益，解決資金軟約束，以及資本和金融項目的信息披露和有效監管等。解決這些問題，我國國際收支政策取向應是：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開放型經濟”，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和“以質取勝”戰略，逐步實行對國內外投資者和生產者的國民待遇與公平競爭原則，健全外匯市場體系，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和外匯管理體制。

　　十、外匯儲備的合理規模與有效管理。我國外匯儲備合理規模的政策選擇應是：穩定外匯儲備規模與加強外匯儲備管理并舉。我國外匯儲備應保持2001年的水平，即2000億美元左右的規模，不宜再繼續增加。主要依據是：我國外匯儲備的各項指標均高于國際警戒線，表明已具備維護金融安全的能力；我國外匯儲備來源的可靠性逐步增強；外匯儲備高速增長，我國將無力承受巨大規模的外匯儲備。當前，重要的是管好、用好外匯儲備。一是要創造最佳的外匯儲備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二是要提高外匯儲備運營效率；三是要合理選擇外匯儲備的貨幣結構和資產結構；四是要加強對外匯儲備的風險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