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陳爭平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中外貿易的發展及其對國內市場的影響》（批準號：97BJL029），最終成果為專著《近代中外貿易史》。

　　一、《近代中外貿易史》的基本內容和架構

　　該項目成果比較全面、深入地考察和論述了近代對外貿易。全書共分為9個部分。

　　——第一至六部分主要從清朝前期、“五口通商”時期、19世紀60年代至甲午戰爭、甲午戰爭后至“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至全面抗戰爆發前、全面抗戰爆發后等6個時期，闡述了各個時期中外貿易制度和進出口商業組織網的變化，影響海陸路貿易的其他主要因素作用，以及進出口貿易發展情況。

　　——第七部分主要是從中外貿易格局演變、對外貿易條件變化趨勢、貿易平衡狀況的改變、在半殖民地條件下對外貿易性質等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外貿易的若干重要特點和近代中外貿易在舊中國國際收支演變中的地位等。

　　——第八部分重點考察了近代中國在“被動附庸型開放”狀態下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聯系的不斷加強，及其對中國農、牧、礦等初級產品市場、中國工業品市場、中國貨幣與資金市場等各類市場的影響，以及對外貿易通過上述市場影響，而對國內生產、流通、分配及消費的影響。

　　——第九部分在上述考察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近代中外經貿關系的發展與中國近代市場機制成長的相互作用，及其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深遠歷史影響。

　　二、《近代中外貿易史》提出的一些學術觀點

　　第一，清前期因中國與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差異而形成的“西方工業品對華輸入值難以抵充中國絲綢和茶葉出口值，在正當貿易方面中國一直處于有利的出超地位，西方人主要是用對華輸入鴉片抵償他們的貿易差額，并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這一貿易基本格局，并不因鴉片戰爭后中西貿易制度發生巨變而隨之改變，而是又延續了約半個世紀。

　　第二，對清前期中外貿易發展狀況的認識不能用簡單貼“閉關自守”標簽的辦法，需要結合對當時中外政治經濟形勢發展的分析，花大力氣更深入地發掘和解讀史料，分別從清政府對陸路貿易兩大方向、海路貿易三大方向政策的前后變化進行分析與綜合。研究認為用“低水平對外開放”

　　對清前期中外貿易發展狀況進行概括，較能實事求是地反映歷史本來面目。

　　第三，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入“被動附庸型”對外開放狀態，中外貿易制度發生多方面重要改變，洋商在華享有多方面特權，洋商-買辦-華商進出口流通體系逐漸形成與推廣，為貿易服務的華洋金融周轉體系也隨之形成。它們對近代中外貿易的發展、對中國國內市場組織狀況、對近代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化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四，19世紀后期西方國家的第二次技術革命增強了資本主義列強向外擴張的力量，新的交通通訊手段使中國市場更進一步地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旋渦，西方國家資本和生產的集中趨勢，壟斷的強化，外國工業品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力更強，使得中國棉紡織手工業等失掉了價格主動權。在國際競爭激化形勢下中國絲茶等出口商品價格主動權也逐漸喪失。進出口價格決定權的這種變化，不僅促成了進出口貿易中的不等價交換，而且對中國國內市場發生深遠的影響，“并成為由通商口岸到窮鄉僻壤的商業剝削網的價格基礎”。19世紀后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形勢也使得原有的中西貿易基本格局發生根本改變。

　　第五，20世紀初，統一的世界市場已經形成，西方資本主義已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同時，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加劇。盡管世界貿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其增長率越來越落后于世界工業生產的增長率，市場問題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問題。帝國主義列強搶奪市場、瓜分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爭斗激化，幅員廣大的中國成為它們搶奪的一個主要目標。上述世界經濟形勢的基本變化，對20世紀前期的中外貿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第六，20世紀前期，盡管中外貿易有了很大的發展，外貿商業組織形式有了一些變化，并且也出現了一些華商直接與國際市場聯系、進行對外貿易的情況，但是列強在華商人資本控制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基本狀況仍然沒有改變。洋商與華商相比，除了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的經驗及他們與西方廠商之間較密切的聯系以外，他們還據有以下三方面的優勢：首先，洋商享有不平等條約給予他們的政治特權。洋商在與華商交易時也常常利用他們的政治特權欺壓華商。其次，洋行、買辦勢力在資金方面的地位也往往比華商優越。第三，由于海關、商檢、航運、保險等諸多與進出口貿易有關的環節都被外人把持。把持海關的洋員在驗貨、估價、課稅等方面往往對華商百般留難，而對洋商則極力給予方便。鐵路運價、路務規章等由控制各路的各國資本制定，也常發生優待外商、歧視華商的現象。

　　第七，由于新的工業革命使西方工業品生產成本降低，品種更加豐富多樣；同時也由于清末民初中國生產和流通的發展，以及城鄉社會消費時尚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大潮和歐風美雨的侵蝕下發生的變化，從而對外國商品產生了種種新的需求，中國進口貿易呈現出商品多樣化發展趨勢，主要進口商品及進口商品結構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傳統的出口商品，如生絲、茶葉等，生產發展遲緩，技術水平低下，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越來越處于不利的地位；同時，由于世界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對中國的豆類、棉花、芝麻、植物油、牛皮、羊毛、豬鬃等農產原料及礦產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導致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產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雖然發生了不少變化，但是進口以直接消費資料為主，出口以農產品原料及手工制品、半制品為主這一反映殖民地性質貿易的格局基本上沒有什么改變。

　　第八，以往分析戰前中國貿易條件時，多限于分析凈易貨貿易條件（進出口貿易比價）。研究認為，進出口貿易比價對于分析對外貿易條件來說固然重要，但是僅此還不夠，還應結合總易貨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生產要素貿易條件等分析近代中國對外貿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綜合來說，近代中國貿易條件呈惡化趨勢，它對中國近代經濟發展有兩方面最主要的影響。一方面，對外貿易條件惡化更使中國相當大部分本來可以用于國內投資的社會剩余變成了帝國主義的資本國際積累，使舊中國的貧困惡性循環更加難以打破。另一方面，進出口貿易比價的變化，不僅促成了進出口貿易中的不等價交換，而且對中國國內市場的價格基礎發生深遠的影響。近代中國工業品的價格水準主要是在通商口岸決定的。它們經過批發、轉運、零售等各種環節銷往內地和農村，每個環節都要加上運銷費用、商業利潤、利息、捐稅等，逐級加價。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的長途運銷主要是由農村和內地流向通商口岸，但是它們的價格水準也是由通商口岸這一頭決定的，為了扣除運銷費用和商業利潤、利息、捐稅等，在各流通環節中按已定的價格逐級被壓價，最終農民成為價格損失的主要承受者。可以說，對外貿易條件的惡化，擴大了中國國內市場上城鄉之間、工農產品之間的不等價交換，加劇了中國農民的貧困化和農村經濟的衰退。

　　第九，20世紀前期于19世紀后期相比，中外貿易總額呈加速度增長趨勢，但是這一時期中國人均進出口貿易額以及占世界貿易的比重仍然都非常小，增長速度也比不上日本或印度，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國經濟的落后狀況。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對當時中外經貿關系畸形發展及中國市場體系發育不全有著惡劣的影響，不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中國難以實現工業化和近代化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