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黃新華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研究》（批準號為04CJL01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為：丁長發、羅思東、林東還、丁熠。

　　政治經濟學是西方社會科學中最古老的學科之一。近代西方社會科學學科的分化特別是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分離導致了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衰落。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整體化趨勢，促使政治經濟學復興，出現了政治學與經濟學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經濟學”。新政治學的興起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重視和研究，但是迄今為止，缺乏關于新政治經濟學的系統性著作，更缺乏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對新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性研究的著作。因此，本課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興起、流派、主題、理論貢獻和局限進行分析，力圖描述出當代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全貌。

　　一、當代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興起

　　在西方，“政治經濟學”一詞出現于17世紀初，至今已經被人們使用了近400年。作為一門學科，政治經濟學形成于18世紀70年代，其標志是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的發表。但是自19世紀末開始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政治學與經濟學相繼成為獨立學科，政治經濟學這一母體學科便逐漸衰落，“政治經濟學”一詞也逐漸被“經濟學”一詞所取代。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經濟學在西方學術界復興，誕生了一門政治學與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新政治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反對把政治學與經濟學隔絕，強調政治過程中的經濟行為和經濟過程中的政治行為。認為個人在政治領域和經濟過程中均以尋求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兩者的區別僅在于政治的機制和市場所帶來的機會和附帶的約束的不同，“正是在適用同一種行為原則的意義上，而不是在具有因果聯系上，政治學與經濟學統一了。”但是，復興后的（新）政治經濟學的“涵義已經與傳統用法大不相同了。”新政治經濟學既不同于經濟學，又不同于政治學，而是這兩門學科的有機融合。

　　二、當代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流派與主題

　　目前，新政治經濟學正處于發展過程中，其體系結構尚未成型，西方學者對其研究對象、范圍、主題的界定也不一致。綜合西方學者的看法，可以將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作了如下的描述：

　　1．公共選擇理論。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由兩個市場組成，一個是經濟市場，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上活動的是同一個人，沒有理由認為同一個人在經濟市場上的行為動機和在政治市場上的行為動機會有不同。基于此，公共選擇理論闡明了公共選擇的規則、公共選擇主體，并對“個體公民作出集體決策以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和場所”的國家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這種研究解釋了政府失靈的內在根源，揭示了制度（決策）規則的重要性。但是公共選擇理論對于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批評是錯誤的，是用超階級的觀點來看待國家的本質。

　　2．發展的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強調，探討經濟發展必須采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因為經濟發展涉及政治、社會、制度、文化、歷史、法律、宗教等各個方面，也受到這些因素的制約。由此，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提出了新發展觀、新增長理論、國家經濟類型學、政府能力理論和發展決策的政治經濟學，并探討制度和社會資本的重要性，提出了收入再分配與增長并重的發展政策，建構一套體系完整的對外開放理論。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發展過程以及選擇發展的方式與手段，具有現實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3．政治的經濟學。政治的經濟學“這個術語包括對一系列政治學和經濟學共同關注的問題的分析”，“政治的經濟學的重點在于試圖解釋總體的經濟政策決策中政治和經濟力量的相互作用。”運用經濟學模型，政治的經濟學對決策機制、承諾與信譽、收入再分配、公共物品、經濟增長、開放經濟、轉軌經濟、政府規模等問題，進行了富有創新的研究。它所論及的主題包括：（1）決策機制與政治選舉；（2）政策可信性與政策變革；（3）再分配與公共物品供給；（4）內生增長與開放經濟；（5）經濟改革與轉軌的政治經濟約束；（6）政府規模與國家數目。政治的經濟學由此闡明了經濟政策制定過程的政治約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政治的經濟學研究所得出的一系列理論觀點提示我們，在改革和轉軌政策的選擇上，應當考慮政策選擇被后的政治約束。

　　4．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正統經濟理論分析了制度構成，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探究了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國家的起源、性質與目的，國家和制度變遷的關系，并對產權結構與經濟增長，意識形態及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了解釋。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國家的分析，顯然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雖然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使用了和馬克思主義不完全一致的語言，但是它也認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并使其收益最大化是國家的目的，為實現這一目的，國家必須行使相應的職能，界定和實施產權，緩和階級沖突。

　　5．法律經濟學。法律經濟學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就已經“把法律學和經濟學結合起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財產法的經濟分析；合同法的經濟分析；侵權法的經濟分析；刑法的經濟分析；反壟斷法的經濟分析；訴訟法的經濟分析。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法律的變遷是一個重要的制度變遷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里，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為我們體察和審視中國的法律制度的變革與演進，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理論結構。

　　6．規制政治經濟學。規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內容包括三部分：經濟性規制、社會性規制和反壟斷規制。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和機制設計理論的引入，新規制經濟學應運而生。新規制經濟學核心是放松規制理論和激勵規制理論。新規制經濟學的出現，使得政府規制的理論和實踐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改革和完善我國的經濟性規制、社會性規制和反壟斷規制，就顯得十分必要，可以借鑒新規制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在放松規制的基礎上，引進激勵性規制方法。

　　7．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包括經濟民族主義、經濟國際主義和經濟結構主義三個理論流派。國際政治經濟學強調，國際經濟關系就是國際政治關系，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相互作用。由此出發，國家政治經濟學探究了國家與市場、權力與財富、貿易與金融、國際援助與政治交易、全球化與相互依存等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雖然未在國際政治經濟學方面留下系統的論著，但是在這一領域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財富：（1）資本主義是一個完整的世界體系；（2）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之間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3）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為新的生產方式的建立開辟了道路。國際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經濟結構主義的理論體系，明顯地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并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展開。

　　三、當代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意義

　　當代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并興盛是經濟學和政治學相互關聯、互動發展的產物，不僅體現了經濟學研究范圍和領域從經濟福利擴展到經濟權利，還體現了經濟學研究主題從資源配置到權利配置的轉變。”新政治經濟學的“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把政治過程納入了分析對象；二是通過分析決策背后的政治約束，新政治經濟學打開了經濟政策形成的“黑箱”；三是通過整合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研究，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都被納入到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來。新政治經濟學出現，使人們開始從另一個全新的角度理解政治——經濟過程。因此，無論是從研究方法還是從理論建樹上看，新政治經濟學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當代西方新政治經濟學興起，也為我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大有可為。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上，應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研究，在堅持的基礎上發展創新，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二是為了反映國外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成果和動態，探討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狀，推動國內外政治經濟學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必須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我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三是中國政治經濟學“在充分利用簡單分析工具的前提下，還應該掌握諸如集合論、矩陣代數、微積分、微分方程、差分方程和博弈論等更為嚴重復雜的數學工具，并用于研究現實政治經濟問題，這樣才能使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具有國際兼容性、國際比較性和國際競爭力。”但是，不論如何建構我國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及其研究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不動搖都是基本的準則。如此，中國的“新政治經濟學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中國的學者“可能對此作出獨特的和原創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