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古籍所研究員楊世文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宋代疑古思潮研究》，于2002年立項，2004年2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專著《宋代疑古思潮研究》。現將該成果的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摘編如下:

　　清末學者皮錫瑞在其所著《經學歷史》中將經學史上的宋代時期稱為“經學變古時代”。的確，從宋代經學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特征來說，都與此前的漢唐經學、此后的清人學術有重大的區(qū)別。宋代經學重義理，好創(chuàng)獲，重發(fā)揮，喜新說，在闡釋與發(fā)展儒學內在價值的同時，高揚主體意識和理性精神，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懷疑精神。北宋中期以后，形成一股疑古思潮，影響深遠，及于明清。乾嘉學者往往貶斥宋學，但對宋人的考據成果、疑古辨?zhèn)问斋@，也往往能加以吸取。二十世紀上半葉興起的古史辨運動，究其遠源，實承宋學緒馀。“經學變古”與疑古思潮是密切相關的。“疑古”是“變古”的前提，“變古”是“疑古”的必然歸宿。

　　一、宋代經學變古的緣起和基本內容

　　經學變古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并非北宋慶歷之際一蹴而就。從中唐以來，由于社會生產力、生產方式的巨大進步，帶來了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生活的變化，反映在文化學術領域，儒、佛、道三教都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從儒學、經學方面來講，出現了三股新思潮：

　　一是以劉知幾為代表的疑古思潮，對一些儒家經傳提出疑問。二是以啖助、趙匡、陸淳為代表的新經學運動。他們三人的主要貢獻是開創(chuàng)了“舍傳求經”的經學新方法。三是以韓愈、李翱、柳宗元為代表，對儒學理論體系的重建。

　　這三股新思潮，是對漢唐儒學、經學的矯正與發(fā)展。中唐以后，儒家經學已經表現出與漢學不同的面貌，經學變古的起點，應當上推到中唐，天寶、大歷之際可以作為舊經學與新經學的一個分水嶺。北宋中期的經學變古，實際上是中唐以來儒學新風的延續(xù)與發(fā)展。不過，慶歷以前，這種變古只是涓涓細流，到慶歷之際，遂匯成江河，奔流向前，難以阻遏。因此我們可以說，經學變古形于中唐，成于慶歷之際。

　　宋代經學變古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經學觀念的轉變。首先，在宗經與重道的問題上，重視對經典中蘊含的“圣人之道”的發(fā)掘和闡發(fā)。在處理經典文本與圣人之道關系的問題上，一方面強調文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主張“以心明經”，在“典冊”之外去尋求“圣人之心”。其次，在通經與致用的問題上，宋儒將二者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后世認為宋學空疏，缺乏對現實社會的深切關懷。顧炎武批評宋儒“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日知錄集釋》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顏元也批評宋儒“以主敬致知為宗旨，以靜坐讀書為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為授受，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為事業(yè)”（《存學篇》卷一）。其實這些看法是不全面的。說宋學重視義理，大體上并無大的差錯。不過對于宋學，也不可無視其中的經世傾向。宋代學術思想史上，并非理學（道學）獨行天下。宋學有很多學派，有的偏向于事功，有的傾向于義理。但重事功者并不排斥義理，重義理者也不排斥事功。

　　二是經學解釋方法的革命。在儒學革新運動中，宋代學者建立了一套舍傳求經、義理至上、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經學解釋方法，或者叫宋學方法。在經典注釋中，凸顯主體意識，不僅詮釋經典的本意（meaning）,更注重對文本“意義”（significance）的發(fā)掘。宋代學者通過對漢唐經學的批判與超越，對儒家經典進行重新詮釋，建立了一套以心性論為核心的“道德性命之學”，稱之為“新儒學”，這是孔孟儒學在宋代的新發(fā)展。

　　三是疑經改經學風的興起。疑經改經學風的興起是與經學變古同步的，事實上，疑經改經風氣是經學變古的重要內容和必然產物。懷疑的結果必然變古。宋代疑古思潮涉及到經史子集各個領域，而以經學懷疑最為突出。因此我們講宋代疑古思潮，主要是指經學懷疑思潮。

　　二、宋代疑古思潮的分類和劃分

　　根據具體內容，宋代疑古思潮可以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對漢唐傳注的懷疑與批評。如《詩經》漢學，毛傳、鄭箋為其代表。《春秋》三傳，漢晉時期有何休《春秋公羊解詁》、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范寧《春秋谷梁集解》。《周易》有王弼注，《尚書》有偽孔傳，《三禮》有鄭玄注。唐代有孔穎達《五經正義》。宋儒對這些漢唐經學都提出了懷疑與批評。此外，宋儒對漢唐傳統(tǒng)經學的章句訓詁式研究方法也加以抨擊。

　　第二個層次：對傳世經典的懷疑與考辨。如對《詩》、《書》、《禮》、《易》、《春秋》等經典本文的懷疑與考辨。宋儒認為孔子死后道術分裂，門人弟子各得孔學之一偏，而罕窺圣道之全體大用。歷經戰(zhàn)國、秦、漢，“經偽史駁”，學者不見“全經”，儒家典籍遭遇焚燬以及后儒的竄亂，一方面出現了殘缺，另一方面被增益、附會，因而失真，造成經典內部的矛盾。有些宋儒還出于衛(wèi)道的目的，按照自己對儒家思想內在理路的認識，對一些經典進行了改動。如二程、朱熹都對《大學》作過改本，朱熹又改過《孝經》。晚宋王柏對《尚書》、《詩經》篇目也作過較大的改動或刪削。他們這些作法，在后人看來是“淆亂圣經”，輕侮圣人，但在宋儒自己認為，自己所作的工作，都是為了“衛(wèi)道”。

　　根據歷史年代，宋代疑古思潮，也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從宋初到慶歷以前為第一期，為漢唐經學的余波與疑古學風的濫觴階段。宋初官方經學沿襲了漢唐的經學傳統(tǒng)，以章句訓詁為特色，主要體現在對《五經正義》的整理校勘及《七經疏義》的校勘與修纂。但是，宋代疑古學風也濫觴于此時。北宋初期一些學者如柳開、王禹偁、孫復、胡瑗、石介等人也開始了對傳統(tǒng)經學的批評與創(chuàng)立新儒學的嘗試。從北宋慶歷年間到北宋末為第二期，為“學統(tǒng)四起”與疑古思潮的全面展開階段。慶歷之際經學學風發(fā)生了巨大的轉變，同時，疑古思潮也全面展開，涌現出大量的疑古學者，如歐陽修、李覯、司馬光、王安石、張載、二程、三蘇等。他們對儒家經典提出了很多疑問。南宋前期（慶元前）為第三期，此期特點是理學的繼續(xù)發(fā)展與疑古思潮的深化。經學方法與內容發(fā)生了根本轉變，宋學的特征完全形成。宋學最終取代漢學，在中國文化史、學術史上形成與漢學、清學鼎足之勢。同時，疑古思潮也走向深化。此期疑古無論是從深度還是廣度上都不是北宋所能比的。代表人物有鄭樵、葉夢得、朱熹、陸九淵、浙東學派葉適、呂祖謙等。南宋嘉定以后稱為晚宋，是第四期，屬于疑古思潮的末流期。朱熹去世后，晚宋學風分化為兩種發(fā)展方向：實證派與空疏派。晚宋學風孕育了明學與清學。明學承接空疏之弊，清學則繼承征實學風。疑古是晚宋經學思潮的重要內容。晚宋學者一部分走向考據之學，主張實事求是；另一部分學者可以稱為唯理派，以理衡經，以理疑經，以己意為理，疑古勢必走向肆無忌憚，這以王柏等學者為代表。

　　三、宋代經學的疑經改經

　　宋儒一般都同意這樣的做法，求取“圣人之道”應從經典入手。但是，圣人之道與經典的關系，還有兩個問題必須回答：第一，圣人之道是否全在經典之中？第二，經典講的是否都是圣人之道？宋代學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們的看法體現在對經典與傳注進行重新審視上面。

　　宋儒通過對經典的研究，發(fā)現經典并非“圣道之全”，經典中還有不少闕文。不僅秦始皇焚書造成五經殘缺，儒家經典在流傳過程中也產生很多錯誤，影響了人們對圣人之道的理解。經典有殘缺、謬誤，這就要求對圣經賢傳進行“刊正補緝”工作。此外，不少宋儒還認為經典有牴牾之處，經典所記與歷史事實有出入，經典中的一些內容立意并不高遠，值得懷疑。有些人還指出六經之中的一些觀念，也與社會現實有矛盾。宋儒還通過總結漢唐以來經學的種種誤區(qū)，指出治經應以切于實用為目的，應以講明圣道、求得義理為旨歸。為此，他們對漢唐經學進行了重新審視。他們認為，由于經學分裂，注疏破碎大道，解釋互異，莫衷一是，互相矛盾，難以適從。在宋代一些儒者看來，漢唐傳注之學更大的問題是對經典的解釋違背了儒家的義理。

　　既然漢唐注疏之學沒有真正把握圣人之道，沒有窮盡經旨，而且沒有阻擋住佛、老等異質文化的進攻，證明在它的框架內難以使儒學的基本精神得到闡揚，難以使儒學重現生機。因此，要給古老的儒學注入新的活力，必須進行變革，包括經學觀念、經學方法、經學內容方面的重大變化。

　　不過，宋代儒者雖然指出儒家經典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但他們的出發(fā)點不是要打倒經典，相反，他們指出這些問題，是為了維護經典的神圣性，拂去混雜在經典中的非圣之語，恢復經典的純潔性。因此，很多人對“凌侮六經，詬病前圣”的作法并不以為然。反思的目的是“衛(wèi)道”。面對異質文化的嚴峻挑戰(zhàn)，首先要起來維護儒家主體文化的神圣性，特別是發(fā)掘儒家文化的內在價值，這是一場保衛(wèi)“圣人之道”的文化戰(zhàn)爭。宋代學者對儒家經典的新觀察不是為了損害儒經的權威，而是為了強化經典與“圣人之道”對社會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對經典、對儒學的信仰。他們雖然對漢唐傳注之學有過激烈的批評，但并不否認傳注對于理解儒家經典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