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許全興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毛澤東與孔夫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個案研究》（批準號為01BZX002），最終成果為專著《毛澤東與孔夫子》。

　　孔子是中國古代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封建社會的圣人。毛澤東是現代中國革命之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博古通今，學識豐富，思想精深，集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詩人和書法家于一身，可稱為中國現代“圣人”。孔夫子、毛澤東，一古一今，他們之間有何關系，國內外論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極端的觀點有兩種：少數學者認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質是馬克思主義的“封建化”、“儒家化”；與此相反，有少數研究者則認為，毛澤東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導致中國文化的中斷，造成中國意識的危機，最后釀成“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該書是針對國內外的不同觀點而發的，旨在澄清毛澤東與孔夫子之間的復雜關系。該書更深層的旨意是，希冀通過毛澤東的個案研究，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為當代乃至今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有益的啟示。

　　根據上述宗旨，全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縱論篇”，從宏觀上論述毛澤東對孔子態度的歷史變遷；第二部分 “時代篇”、“政治篇”、“哲學篇”、“道德篇”、“教育篇”和“批孔篇”，分問題評述毛澤東對孔子思想的評析和吸取；第三部分 “結合篇”和“經驗篇”，闡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歷史過程和基本經驗。正文后的附錄，收錄了《毛澤東論孔子言論輯錄》和與本書有關的《“和的哲學”辨析》等三篇論文。

一

　　“縱論篇”按照歷史過程，分“青年時期”、“民主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簡明扼要地梳理了毛澤東對孔子的基本態度與評價。研究認為，在青年學生時代，毛澤東是推崇孔子的。在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后，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哲學、道德諸方面的錯誤，反對尊孔讀經，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稱孔夫子有學問，是中國古代的圣人、教育家、音樂家。在這兩個時期，毛澤東善于批判地改造和吸取孔子思想中有價值的積極因素，豐富和補充自己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批孔，全盤否定孔子，但這并不能代表他一生對孔子的態度。

　　孔子是時代的產物，對孔子不同的評價涉及到對孔子所處時代的不同認識。該書“時代篇”，論述了毛澤東對孔子所處的時代及孔子所代表階級看法的前后變化。毛澤東最初認同當時流行的“西周封建論”的見解，但后來有變化，最后認同郭沫若的“西周奴隸論”，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時期，孔子代表奴隸主貴族階級。書中提出“西周封建論”有三個難解之題，認為從鐵工具廣泛使用引起生產力變革、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發生深刻的劇變、周在滅殷之前處于比殷更落后的奴隸社會等三方面看，郭沫若、毛澤東的觀點更有說服力。

二

　　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澤東在評價孔子時首先是從政治上著眼。該書在“政治篇”中論述了毛澤東對孔子政治思想的評論，闡述了毛澤東對尊孔讀經逆流的批判。書中強調毛澤東的“他們（國民黨）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的政治結論仍有現實指導意義。書中對學術界否認孔子誅少正卯一事提出獨到的質疑。書中還對“孔子是革命黨”的說法進行了辨證，對大同思想給毛澤東的雙重影響作了全面分析。

　　毛澤東對孔子的哲學思想有精辟的論述。“哲學篇”首先說明了1939年毛澤東論孔子哲學書信的背景，完整、準確地介紹了毛澤東對孔子哲學思想的論析，充分闡述了毛澤東對孔子哲學思想中合理成分的獨到發揮和吸取。書中著重說明了毛澤東對中庸的精辟評論，論述“‘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方法”，同時也糾正了學術界對毛澤東有關中庸思想理解上的偏頗和誤讀，批評了時下流行的“和的哲學”。

　　如果說毛澤東對孔子的哲學思想著重于發掘其中積極的、合理的因素，那么他對孔子的道德思想則更多地是著重于批判。“道德篇”首先論述了孔子思想中禮學與仁學之間的矛盾，提出禮學是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也無多少新意，仁學則不同。它是西周以來“敬德保民”的思想的發展，體現了時代精神，是孔子思想中進步的一面。孔子思想以仁為基礎。孔子思想中有價值的、新的內容是仁學，而不是禮學。本篇進而論述了毛澤東對“仁”的歷史唯物論的批判和對“孝”的改造繼承。書中在評論毛澤東對“智、仁、勇”的論述時作了富有創意的哲學分析和發揮，對“誠”的范疇作了新解，認為“誠”的本義是“真實無妄”，“誠則明”、“不誠無物”從實踐論講是對的。本篇最后對孔子德治思想及其對毛澤東的雙重影響作了實事求是的評析。

　　毛澤東稱“孔子是中國第一個教育家”。本書“教育篇”全面論述了毛澤東對孔子教育思想的批判繼承。毛澤東肯定孔子的“有教無類”具有人民性，將孔子的“智、仁、勇”改造為“德、智、體”。毛澤東尤其肯定孔子的教學態度、教學方法和師生關系，提出“孔夫子的（教育）傳統不要丟”。書中也分析了毛澤東對孔子輕視生產勞動的批評。本篇最后指出，孔子“重人文，輕物理”思想對毛澤東的教育思想的消極影響。

　　1973-1974年，毛澤東發動了中國歷史規模最大的批孔運動。本書“批孔篇”敘述了毛澤東批孔運動的全過程，力圖破解“批孔”之謎。書中指出，批孔是“文化大革命”題中應有之義，毛澤東發動批孔是為了肯定“文化大革命”，而江青批孔則另有圖謀；“批孔”作為政治運動，應堅決否定；在學術上，毛澤東全盤否定孔子同樣是錯誤的，也與他以往一貫的思想相悖。書中從政治、學術和學者個人三方面總結了批孔運動的教訓。

三

　　“結合篇”、“經驗篇”為本書的第三部分，雖然篇幅不大，卻是本書的重點。“結合篇”從思想文化交往規律的視角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復雜的曲折的歷史過程，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毛澤東哲學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真正繼承者和發展者。本書充分地論證了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來源，提出毛澤東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如獨立自主、政治策略）主要來源于我們的民族傳統，有力地回答了海內外少數學者提出的“毛澤東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導致中國文化中斷”的責難。

　　“經驗篇”則從“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正確對待資本主義文化”、“正確認識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現實”、“警惕中國傳統文化消極因素的滲入”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政治層面和學術層面的區分”等方面總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經驗，為馬克思主義進一步中國化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文中特別指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中國文化中有許多精華是馬克思主義中所沒有的或雖有而尚未展開的。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不僅必須同中國現實實際相結合，而且必須同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從中國的文化寶庫中批判地吸取一切有價值的成果。把中國哲學僅僅看成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注釋和證明”是片面的。另一方面，也應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也只有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與時代相結合，才能使自己獲得新生，并得到發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說成馬克思主義的“儒家化”、“封建化”是完全錯誤的，但也應提高警惕，防止在結合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中消極因素的滲入。本書最后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可區分為政治層面和學術層面，要防止以政治層面的中國化取代學術層面的中國化。

　　作為本書附錄的《毛澤東論孔子言論輯錄（按年代排列）》，詳盡地搜集和整理了毛澤東有關孔子的言論，這是從未有人做過的，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本書首次全面而深入地論析了毛澤東與孔子之間的復雜關系，澄清和糾正了國內外學術界在這方面的錯誤觀點，在對孔子思想及所處時代、毛澤東對孔子的評價、孔子對毛澤東的影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本書對推進毛澤東研究、孔子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等方面均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