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安維復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索卡爾事件”后的社會建構主義研究新動向》（批準號為04BZX019），最終成果為《“索卡爾事件”后的社會建構主義研究新動向——超越科學大戰的“兩種文化之爭”》。課題組成員有：徐琴、楊慶峰、周麗韻。

　　“索卡爾事件”所引發的“科學大戰”給包括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social constructionalism）在內的后現代思想帶來了嚴重的沖擊，這種沖擊使社會建構主義陣營發生“更多的轉向”（拉圖爾）。該課題主要從思想源流、研究綱領、分析工具幾方面來探究社會建構主義“更多轉向”中的幾個重要向度：ANT（角色網絡理論）轉向；STS（科學技術的綜合研究）轉向；技術轉向；實踐轉向；修辭學轉向和文化轉向等。

　　一、ANT轉向

　　從思想源流看，角色網絡理論是從社會建構主義的思想母體中脫胎而來的，其經歷了與社會建構主義的“家族相似”之后開始出現了“對稱”的沖突，最近形成了一種注重“聯系的社會學”。但這種“聯系的社會學”似乎并沒有擺脫社會建構主義的“幽靈”。

　　從研究綱領看，人們往往把角色網絡理解為某種系統論或“異質工程”，其實角色網絡理論包括四個環節：角色創造自己的元理論（第一步）；角色設定了自己，也設定了他人（第二步）；角色之間是互動的（第三步）；人與物之間具有可轉換性（第四步）。這四個環節都是社會建構主義在ANT中的展現，但也孕育著人與物之間的內在矛盾。

　　從分析工具看，ANT的經典案例主要有：W.Bijker的自行車案例是否屬于ANT？卡龍的“扇貝”和“電動車”說明了什么？拉圖爾眼中的巴斯德是個什么形象？這三個（組）案例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ANT的分析路徑。

　　二、STS轉向

　　社會建構主義轉向STS，這不僅改變了業已存在的STS，使其負載著社會建構主義的精神氣質，同時也改變了社會建構主義本身，社會建構主義因STS而獲得了新的生命。

　　從思想源流看，社會建構主義轉向STS的思想路徑是多向度的。其中包括：人文主義價值觀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反思孕育了STS轉向的人文關懷；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孕育著STS轉向的社會維度；科學技術的多維視野孕育著STS轉向的多元路徑。

　　從研究綱領看，社會建構主義對于STS的滲透主要有：建構主義的一花獨秀；思想型與實踐型的雙峰并立；觀念、器物和價值的三足鼎立；四種理論要素的合理重建。當然，如何評價和整合這幾種模式，是一個有意思的理論課題。

　　從分析工具看，轉向STS的社會建構主義注重以下三種方法：著眼論題(topic focused)的方法；著眼問題（issue focuses）的方法；著眼綜合（combined focus）的方法。對于社會建構主義而言，這些分析工具既是傳播，也是消解。

　　三　“技術”轉向

　　從思想源流看，社會建構主義的“技術轉向”也有不同進路：社會建構主義自我發展的進路（以拉圖爾為代表），社會批判理論借鑒社會建構主義進行技術批判的進路（以芬伯格為代表），技術哲學家通過社會建構主義研究技術問題的進路（以Carl Mitcham等人為代表）。這三條進路方向各異，模式有別。

　　從研究綱領看，社會建構主義轉向了技術之后，出現了三種理論綱領：來自于愛丁堡學派的“對稱性”綱領；來自于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綱領；來自于L·L·布希亞瑞利的工程哲學綱領。這三個綱領都有不同的思想背景，甚至有不同的理論載體，但都負載著社會建構主義的基本精神。

　　從分析工具看，技術轉向有三種分析模式：來自于角色網絡理論分析模式，其經典案例是拉圖爾對巴黎捷運交通系統失敗案例的分析；來自于社會批判理論的分析模式，其經典案例是芬伯格對法國小型電傳從中央信息控制到個人交流平臺轉換的分析；來自于工程哲學的分析模式，其經典案例是布西亞瑞里對火星探測者號事故診斷的分析。這三種分析工具似曾相似，但在本質上都來自于社會建構主義這個“神圣家族”。

　　四、“實踐”轉向

　　從“換位”評價的角度看，社會建構主義的“實踐轉向”在思想歷程、研究綱領、分析工具和學界評論等方面也是歧義叢生。

　　就思想淵源而論，社會建構主義的“實踐轉向”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實踐優先性”的確立；“從知識的科學轉向實踐的科學”；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問題是，這三個階段之間是必然的邏輯關系，還是有關聯但各成一統的思想整體，還有待我們深入研究。

　　就研究綱領而論，社會建構主義的“實踐轉向”在基本理論層面是發散的：其一，塞蒂娜-拉圖爾的“實驗室推理”；其二，皮克林的“突現”與“后人本主義”；其三，“打開技術的黑箱”的經驗研究。問題是，我們如何在三種“實踐”綱領之間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如何進行“合理重建”，將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契機。

　　從分析工具看，社會建構主義的“實踐轉向”不僅是基本理論的轉向，而且還是一種分析方式的轉向。為此，我們回顧拉圖爾對狄塞耳柴油機的分析、皮克林對數控車床的分析以及L. Bucciarelli對飛機早期的提升力/阻力之比的分析。

　　五、“修辭”轉向

　　從“換位”評價的角度看，社會建構主義的“修辭學轉向”啟發我們注意如下問題：

　　從思想淵源看，我們注意到了三條進路：從方法論個人主義到群體協商的轉變（Paul Ernest）；從布魯爾的“強綱領”到拉圖爾“更多的轉向”；“從方法到修辭”的轉換（馬爾切洛·佩拉）。歧路多亡羊，但也激發了更多的探索。

　　從研究綱領看，“修辭學轉向”有如下理論：布魯爾的協商理論；M.佩拉關于科學運用修辭的三點理由；拉卡托斯的“數學發現的邏輯”以及Paul Ernest的“擴展的數學發現的邏輯”；科學協商中的范圍、主體、程序；科學爭論的理論依據以及科學爭論終結的5個要素，等等。這說明，“修辭轉向”的研究綱領內含著眾多“必要的張力”。

　　從分析工具看，“修辭學轉向”包含著豐富的思想資源：你的文本表達是否包括文字、草圖、圖表、公式和數字等多種形式；你的引證、引文和腳注是否有利于把一個想象轉變成事實；論文從初稿到終稿的修改過程是否體現了科學共同體內外的多種協商等。我們以為，這些科學修辭的分析工具還有進一步深化和拓展的可能空間。

　　六、“文化”轉向

　　從“換位”評價的角度看，社會建構主義的“文化轉向”是一個包含著多種理論情愫的思想平臺。在“文化轉向”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社會建構主義的裂變與再生。

　　從思想淵源看，查爾斯·斯諾早就提出了“兩種文化”問題，引發了“解釋學轉向”，但遭遇了“科學大戰”。社會建構主義的文化轉向歧路甚多。

　　從研究綱領看，“文化轉向”的基本原理來自于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哈丁等人關于科學的文化多樣性命題，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塞蒂納的“認知文化”以及Peter Galison等科學亞文化似乎走得太遠；克利福德·吉爾茲關于“地方性知識”啟發了語境論，但也暴露了文化相對主義之踵。

　　從分析工具看，社會建構論的文化研究有許多經典案例：布魯爾對波普爾-庫恩的分析；拉圖爾對吉耶曼-沙利的分析；夏平對對玻義爾-帕潘的分析；塞蒂納對高能物理學-分子生物學的分析。在這些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建構主義對科學進行文化研究的不同具體路徑。

　　從學界評論看，社會建構論的文化研究遭到了“索卡爾事件”引發的“科學大戰”，而實驗室研究也“忽視了實驗室所在的社會情境和科學的政治層面。”（丘賓）。我國學者則意識到科學的文化研究不應該導致科學不統一的結論。

　　通過對上述幾個重要向度的系統分析，作者得出了自己探索性的重要觀點：

　　第一，“科學大戰”之后，社會建構主義呈現“更多的轉向”，這些不同的思想路徑有助于開闊我們的思想視野，但也容易迷途難返，本課題僅供探索者參考。

　　第二，社會建構主義及其“更多的轉向”是在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沖突中產生和發展的，因此了解社會建構主義及其“更多的轉向”有助于我們深刻反思絕對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科學主義——人本主義等等思潮的對立與貫通，尋找一條建設性的中間道路。

　　第三，社會建構主義及其“更多的轉向”強調共識、協商、參與、共享等思想范疇和行為模式，這些思想范疇要求社會政策特別是科技政策要向社會公眾開放決策過程，即社會政策的民主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