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是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包含兩個相輔相成的過程：一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與建設實際相結合，已有巨大成功；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相結合，正在逐步深入。中華文化由諸子百家眾教組成，呈多元通和生態模式，豐富多彩；而它以儒家文化為主干，以儒道互補為底色，以儒佛道三教為核心。因此，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相結合，首先要與儒學的精華相結合。

　　一

　　革命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主要精力用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在批判傳統文化糟粕的同時，也注意到馬克思主義與優秀中華文化的會通。

　　毛澤東在革命年代寫下《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闡述共產主義道德和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觀點的同時，大量引用儒家道德修身思想。“修養”語詞來源于儒家修身養性。關于修養的必要性，劉少奇引孔子“十五有志于學”，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一段；引孟子“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一段，說明人要擔當大任，必先加強鍛煉和修養。講到自我反省，引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講到互相批評，引《詩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講到幫助同志，平等待人，引儒家“將心比心”即恕道。講到奮斗精神，引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和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講到改正錯誤缺點，引《論語》“日月之食”。講到坦白無私，引《中庸》“慎獨”。講到犧牲精神，引孔子“殺身成仁”，孟子“舍生取義”。同時劉少奇也對儒家和傳統道德的局限性，進行了批判。這是馬克思主義道德觀中國化的一次重要嘗試，在實踐中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從革命到建設，文化理論的轉軌非常艱難，甚至發生過摧殘傳統文化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災難。以改革開放為轉折點，此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相結合逐步成為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路徑，而對儒學精華的吸收成為中國政界學界重塑中國精神的著力點。

　　上世紀60年代初，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提出用“合二而一”（語出明代儒者方以智《東西均》）補充“一分為二”，完整地理解對立面的統一與斗爭。雖當時遭批判，80年代以后終究被肯定，這是用中國哲學重釋辯證法的可貴努力。

　　2002年出臺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倡導“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范，融會了儒家道德；2006年又提出“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吸納了儒家誠實守信等道德范疇。

　　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即建設一個安定有序，公平正義，政通人和，經濟繁榮，誠信友愛，人民安居樂業、人與自然和諧的小康社會。它脫胎于《禮運》提出的次于大同的小康的社會理想。中國社會主義者用儒家話語描繪了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奮斗目標。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顯然，我們的小康社會目標吸收了儒家的某些要素，又加以創新了。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央提出“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治國方略，把儒家人本主義與貴和思想納入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從根本上改變了建國前三十年以階級斗爭為意識形態主脈的局面，開辟了社會管理新的路向。儒學“和為貴”、“和而不同”的理念，得到大力闡揚，“和諧”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中國對外交流，以孔子為中華文化代表者，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受到普遍歡迎，促進了中國人民與各國人民的友誼。

　　二

　　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文化源頭不同，肩負的社會目標和歷史任務不同，實踐的方式方法與在中國現代社會變革發展中的地位作用亦不同，因此相遇初期發生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尤其在排他性較強的文化激進主義主導社會思潮的年代，把兩者對立起來、全盤否定儒學的觀點頗為盛行，是無法糾正的。但是，當民族虛無主義走到極端從而暴露出它的嚴重弊害以后，當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路線，超越蘇聯模式的教條，回歸理性的開放的馬克思主義并努力使之走上中國化道路之后，人們逐漸看到了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相通互補之處，并致力于兩者的融合。例如：社會理想上共產主義與儒家大同理想有近似之處，都追求人的解放和幸福；哲學上兩者都是人學而非神學，都講對立統一、變化日新；社會治理上都重視大眾信任、現實民生；在群己、義利關系上，都提倡先人后己、以義導利，等等。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和批判，對社會主義理想的闡釋和實踐，可以幫助儒學實現當代社會條件下的轉型；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勝利之后進而指導中國現代建設與發展，也需要吸收儒家社會管理、道德教化、人格養成的智慧，以適應中國特色社會，實現發展繁榮中的長治久安。提高文化自覺和自信，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現代文化強國，這是中國社會主義者新的歷史使命。繼續推動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會通是今后中國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儒家忠恕之道是普世性的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儒學的和而不同理念是處理多元文化間關系的文明規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加以吸納，才能指導中國建設和諧社會，才能有益于建設和諧世界的偉大事業。

　　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要求出發，還有許多會通儒學的工作需要繼續推行。例如：

　　1.在哲學層面上，用儒家“天人一體”的思想補充唯物主義自然觀，把認識自然、改造自然與保護自然結合起來；用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重新解釋唯物辯證法，使之具有中國風格。

　　2.在社會管理層面上，用儒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思想充實民主法制建設，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有機結合起來；重新解釋“禮之用，和為貴”，恰當處理群際、人際關系，使社會秩序與個人自由達到良性互動。

　　3.在道德理論與實踐上，要充分吸收儒家道德資源。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不能留，五常（仁、義、禮、智、信）不能丟，八德都要有。五常八德是中國的普世道德，在今天它要依據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和時代精神加以新的解釋，但基本內涵不會過時。有的地方和學校提出新八德：忠、孝、誠、信、禮、義、廉、恥。包括忠道和廉恥的政治道德，孝為中心的家庭道德，誠信禮義的社會道德和職業道德。

　　4.在人學上，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吸收儒家人生論、人格論、修身論的思想營養，建設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人生理論體系。儒學認為人生意義在于“修己以安百姓”、“成己成物”、“仁以為己任”。為此，要養成剛毅誠直的獨立人格，仁、智、勇兼備，“行己有恥”（《論語》），活得有尊嚴，還要使人民活得有尊嚴。要注重自身修養，如“篤志而固執”，“反躬內省”，“慎獨”，“見賢思齊”等。

　　5.在教育學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體系，從理論和實踐上向儒家取經是必要的一環。如：尊師重道，身教重于言教；教育面向大眾，“有教無類”；注重人格養成，“古之學者為己”；啟發式教學，“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因材施教，學思并重，溫故知新，由博返約等。教育體制上，層次多樣，除了官學，還有大量民間書院，形成中央和地方、官府和民間共辦教育的局面。這些都會為我們推進教育改革增加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