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學界一般認為，中國檔案學產生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而此前的漫長歷史是中國檔案學產生的孕育或萌芽期。這種認識的根源在于，從西方學術視角出發對中國古代檔案學進行先入為主的審視，而非深入中國傳統學術內部，對中國古代檔案學的內在發展道路作全面梳理。事實上，中國古代有悠久的檔案和檔案工作歷史，研究、解決與檔案相連的各種問題，是古人無法回避的學術思考。可以說，20世紀初以前，中國檔案學走過了一條具有自身特點的學術道路，我們不能以基于后起的西方學術特質的眼光去檢視中國固有的學術傳統和學術成果。

　　古代并非中國“檔案學”的“前史”

　　檔案起源演變的軌跡，是與文字的發明、使用同步進行的。殷墟甲骨文字已是比較成熟的文字系統，即使不作推論，中國有檔案和檔案工作的歷史也有3500年左右。把如此悠久的古人關于檔案、檔案工作認識的歷史劃定為中國檔案學的“前史”，是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事實的。

　　實際上，中國近代檔案學發軔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其產生和發展的主要動力源于兩項檔案事業：一是近代機關文書檔案改革，一是近代的明清檔案整理運動。近代檔案學的學術成績也是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的。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檔案學盡管從傳統“檔案學”中吸取了養料，但主要是與西方學術傳統對接的結果，兩者不存在直接生成、孕育的關系。近代機關文書檔案改革的研究主體是行政界人士，其學術背景大多出自行政學和圖書館學，其目的是要革除中國傳統社會沿襲已久的文書檔案工作弊端，因此非常注意吸納西方的檔案學理論成果。近代明清檔案整理與中國傳統學術的關系非常密切，但由于受時局影響，這一思想并未付諸實踐，反而是西方圖書館理論在實踐中起到了促進作用。如沈兼士提出的系統分類思想，就是杜威十進分類法在明清檔案實體分類中的具體實踐。

　　中國古代檔案學的官方主體和官方特質

　　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現代化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建立西方學術運行機制和學術職業化，學術研究以學者和學術機構為核心群體。中國古代檔案學的研究主體主要為官方，還有一些與官方密切聯系的知識分子群體，如清代的幕僚等。中國古代文書檔案的產生，主要來自于官方。朝廷、各級衙門和官吏通過發布文件來宣布統治方針和策略；通過控制文件運轉，來行使行政權力和提高傳統社會行政效率；通過保存和編纂檔案，來延續統治權力和維護其正統地位。因此，官方是中國古代檔案學研究的核心主體，檔案學必然是傳統社會官方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許是檔案學界對傳統社會的保守性認識，導致了對古代檔案學研究主體的輕視，從而忽視了對古代檔案學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

　　中國古代檔案學的學術表達方式與研究重心

　　近代“檔案學”建立期的學術成績中包含著極深厚的傳統檔案學學術養料，可其學術表達方式已經和傳統檔案學相距遙遠。中國古代檔案學研究成果散落于朝廷規章制度、法律條文、官員奏疏以及官府來往文書之中，也散落在學者考據筆記、學術著作以及類書之中。以宋代檔案學以例，其成果主要散見于宋代官方文件、典制、律令，如《慶元條法事類》、《宋會要輯稿》、《宋朝諸臣奏議》、《宋大詔令集》，私人考據筆記如《愧郯錄》、《夢溪筆談》、《石林燕語》、《云麓漫鈔》等類書，以及數量眾多的別集和總集之中。現代檔案學人久已熟稔源自西方的學術表達方式，對于這些零碎的、分散的甚至是以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形式表現出來的古代檔案學，難以認同其“學術”性質，而以不成體系的“思想”視之。

　　中國古代檔案學是以文書檔案內容研究為中心，強調編纂整理、內容詮釋以及思想傳播。檔案實體的保管制度則與統治級別和秩序息息相關。與皇權相關的或與國家統治命脈直接相關的文書檔案，其保管制度最為嚴密，保管條件也最為優越。至于地方衙門文書檔案，重在將檔案內容化為可以流傳誦讀的圖書典籍，如清代學者章學誠強調“府史”所掌管文牘之重要，主張州縣設立志科，錄副案牘文移以及境內耆獻故事。他的目的不僅在行政參考，更重要的是為編纂地方史書儲備材料。正是由于古代檔案學的重心與近代檔案學的重心——檔案的分類整理難以契合，因此可以說古代檔案學與近代檔案學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孕育關系。

　　要之，由于學界長期對中國古代檔案學的曲解和以現代學術眼光為取舍，導致檔案學界長期對古代檔案學研究的忽視、擱置與空缺。筆者以為中國古代檔案學的系統構建，需要通過對傳世文獻以及出土文獻資料的全面把握，搜集中國古代檔案學的眾多文本，理清中國古代檔案學發展演變的脈絡，探尋中國古代檔案學特有的表達形式，并從學科建設的視角出發，使用現代學術語言和論述方式，再現中國古代檔案學的整體面貌和知識結構，詮釋中國古代檔案學的價值和意義。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檔案事業史”課題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